格雷格·伊根：怀疑的危险与危险的怀

格雷格·伊根，澳大利亚著名科幻作家，著作颇丰，曾斩获雨果奖、约翰·坎贝尔纪念奖、轨迹奖等，并曾七次获得日本星云奖的最佳翻译小说奖。有数学科学学士学位，曾亲自设计了一种算法来产生超排列。素食主义者，无神论者。动动手指，你就能从维基百科上获取到这些信息。我手里的三卷本《格雷格·伊根经典科幻三重奏》也能证明的确有人写下了《闪光》（ Luminous，1995）《快乐的理由》（ Reasons to Be Cheerful，1997）或《三进数世界》（ 3-adica，2018）。但我们找不到伊根的照片——伊根不参加任何科幻大会，也不做任何签售，更在自己的网页上得意洋洋地宣称：

网上没有我的照片。世界上除了我还有很多人都叫格雷格·伊根，多亏了谷歌的白痴和他们所依赖的垃圾点击诱饵网站，我们才有可能在网上找到六个不同人的照片，这些人被标记为“澳大利亚科幻作家格雷格·伊根”，但没有一个是真货。

这难道不恐怖吗？该怎么证明写下这些作品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人类，而不是某个秘密研发的、水准远超chatGPT的人工智能？或者一个来自遥远星系或隔邻宇宙，以科幻作家之名掩盖真实身份的外星特工？或者一个千年之后的作家，此人利用彼时早已完善的时间旅行技术，将这些小说作为某种神谕交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个代理人发表？就算我们有幸见到了伊根本人吧——在看过这些小说后，你怎么还敢相信眼见为实？

我们无法想象是怎样一双手在键盘上敲击着，创造了这样一个又一个密布疑云的世界。如果伊根有自己的座右铭，那大概是高尔吉亚的那句：“无物存在；即使存在，也不可认识；即使认识，也不可能表达。”在《快乐的理由》中，快乐不再是被爱与满足的产物，它仅仅由多巴胺的分泌水平决定；在《祈祷之海》（ Oceanic，1998）中，最虔诚的信仰不再是灵魂的结晶，而是源自于海洋微生物分泌物的麻痹作用；在《学习成为我》（ Learning to be Me，1990）中自我不再是独一无二的，就连本人也无法分清它与数字赝品之间的区别；而在《闪光》中，伊根的怀疑达到了极致。就连一直被我们认定为最无可辩驳的真理——数学——也不再可靠，在人类的智慧未曾触及之处早已充满宇宙诞生之时便已经写就的疏漏，两个世界的居民可以将这些漏洞当作武器对彼此发动物理层面的攻击。

对伊根来说，这世上究竟还有什么是值得相信的？我们脚下坚实的大地不过是漂浮在虚空中的一堆碎纸屑，天空则是水汽在玻璃上留下的一块污渍。如果将伊根想象成哥伦布，那么怀疑就是他那航船的龙骨。他一路航向黑暗之心，而我们至今仍看不到任何靠岸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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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说是一门关于怀疑的文学。如果我们身处的现实已经无可置疑地如地上天国般尽善尽美，那就没有必要再幻想世界的另一种可能了。但伊根会不会走得太远了些？他怀疑一切，重估一切，有时竟至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地步。譬如在《小可爱》（ The Cutie，1989）中，主人公“我”的妻子坚决不要孩子，但“我”对生养后代的渴望已经日渐病态。万般无奈之下，“我”最终选择订购“小可爱”——一种基因改造过的人类，智力甚至不如小狗，注定会在四岁时去世，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以可爱的姿态陪像“我”这样病态的父母扮家家酒（顺便一提，“小可爱”的胚胎是在“我”的腹腔中成长，并经剖腹产诞下的，是男性分娩的产物）。我在读到这篇小说之前，从未想过“爱”居然会带来如此令人作呕的感受。一些善良的读者会觉得海因莱因的《异乡异客》是伤风败俗之作，这篇小说可能会让他们当场心肌梗塞。

这个加引号的“我”是伊根绝大多数作品的主人公。不是随便哪个汤姆或麦克，而是“我”。伊根没有制造一堵用第三人称砌成的安全墙，躲在后面默默欣赏自己的邪恶杰作：他直面怀疑的危险，以这种方式让自己尽可能地进入其中，设身处地地思考自己会怎样——据我所知，伊根从未在自己的创作谈中提起过这样写的动机，所以我们也只能猜测了。如果卡夫卡的《变形记》也是用第一人称写成会如何？卡夫卡本人又该如何从这场梦魇中抽身，嵌在甲虫背后的那颗烂苹果会让我们感到更痛楚吗？伊根呢？他享受自己创造的地狱吗？他是否一面纠结着，一面玩味着自己的痛苦？在某次访谈中，伊根是这样谈论自己的创作的：

问：您1998年的短篇作品《祈祷之海》（Oceanic）获得了雨果奖、轨迹奖、星云奖、阿斯莫夫杂志读者奖、早川科幻杂志读者奖。这部作品是想告诉读者什么呢？

格雷格·伊根：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部作品包括超越宗教、自由，失去同伴等等。所以，每个人对这个故事的理解与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有关。

但伊根也在他的小说《再进一点儿》中这样写道：

任何文学作品、诗歌或戏剧，无论多么能够激起我个人的共鸣，都无法真的让我相信自己窥见了作者的灵魂。假如一个意象或隐喻让我感到真实，那只能证明我与作者共用一套定义，一个由文化限定的词汇关联列表。

也许我们就不必再费心揣度伊根开始写作的动机了：就让它永远成为一个黑暗的谜吧。

但伊根又并不仅仅是个杞人忧天的怀疑论者。他不像菲利普·迪克，迪克笔下那些疯癫而悲哀的世界——纳粹赢得二战的胜利，人类在悄无声息之间被外星人替换，缉毒警察在找到毒枭真身之前先被毒品的幻象摧垮了意志——很多都来自于作家本人悲惨的毒瘾史。我们至少可以因此而安慰自己，这些世界只是隐喻，就像没人根据《奥德赛》判断真的有塞壬这种生物。这也是我们能安全地欣赏科幻小说的重要前提：比如人们之所以会喜爱柴纳·米耶维的新怪谭风格作品或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是因为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和它们保持安全的距离（小镇上藏着一个杀人小丑，其真实面目是只来自外太空的巨型蜘蛛——这是无稽之谈），又能走进书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友谊，信念，牺牲，羁绊，誓言）。即使是阅读《1984》吧，我们至少也可以安慰自己，现实中目前还没有真理部。

我们再简单举一个例子。在《百光年日记》（ The Hundred Light-Year Diary，1992）中，伊根幻想宇宙的收缩会引发时间之箭的逆转。这个点子很容易让科幻迷们想起刘慈欣的《坍缩》。但《坍缩》的篇幅只有足够精练的六千余字，而在《百光年日记》中，伊根详尽地想象了人能如何利用宇宙收缩引发的时间逆转来观测未来：

陈把一个光子探测器充电到饱和状态，然后在天空中寻找一个不会让它曝光的区域——以可识别图像的形式让像素放电。来自普通星系的光子经过普通望远镜的集光，会在光电聚合物阵列上以电荷图案的形式留下标记；而时间逆流星系则要求探测器失去电荷，发射出的光子离开望远镜，踏上前往未来宇宙的漫长旅程，被数百亿年后的行星吸收……

这两者并不必分出高下。《坍缩》在精练的篇幅内为读者带来了足够的惊异感，实现了效率的最大化，但它成立的全部前提仅仅是宇宙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收缩——很简单，也很抽象。而《百光年日记》不厌其烦地描述着这些技术细节，无形之中便拉近了虚构与现实的距离[顺便说一句，特德·姜的短篇《前路迢迢》（ What's Expected of Us，2005）的灵感或许就来自于上面这段描写]。当你意识到自己能在《科学》或《科学美国人》上找到这一段中的几乎每个名词时，你自然也就不由地开始担心它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成真。

如果你喜欢清秀隽永的思辨，你大概会喜欢特德·姜；想在科幻小说里看到真正睿智的幽默，可以去看莱姆（如果喜欢更刻薄点儿的，冯内古特）；如果喜欢精致细腻的文字或关心女性主义，我们有阿特伍德和勒古恩。和他们相比，伊根并非以文学性见长的作家，他对技术细节的痴迷为读者造成了不小的阅读门槛：哥德尔不完备定理，量子纠缠，退相干，锥形腔的谐振模式，修复性神经再造术，p进数，逆转录病毒，超空间，各向同性……他的小说中充斥着这些来自不同领域令人头大的术语，这些复杂的概念甚至给中文译者都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伊根似乎并不打算顾念自己的读者，让他们至少有机会喘口气，想清楚如果所有的信息都只能朝一个固定的方向前进，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模样。要想体会阅读伊根的乐趣，你需要三思而后行（准备好时刻告诉自己：“这些都只是科幻作家的无稽之谈而已。它们不是真的！”）；你需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不要低估储备的上限）；如果你是个像我一样连最初等的微积分法则都彻底遗忘的可怜文科生——倒也不能寄希望于这世上有什么数论一周速成班，但你至少可以准备好接受智识上的磨练。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因为畏难而对伊根望而却步，那实在太可惜了。不要将伊根与那些拙劣的科幻作家相提并论：他们将从百度百科上原封不动搬来的大段生涩知识强塞进某位老科学家自以为是的大段独白里，然后美其名曰“硬科幻”——所谓“遇事不决，量子力学”。事实上，我们一般称此为“知识肥大症”，因为它除了令读者感到不适外，对小说本身没有任何正面意义。而伊根的小说之所以让读者“痛并快乐着”，是因为他尊重自己的写作，更尊重科学。在他的个人网页里，他对于自己不少小说里的科学理论都有专门的详细介绍；再比如被不少科幻迷们尊称为史上最“硬”科幻小说的《修尔得的阶梯》（ Schild's Ladder，2002）——据说要读懂这本书至少需要大学物理学位。在该书中，伊根提出的量子图论是基于真实理论圈量子引力论而虚构的，这跟他自己的研究有着密切联系。

总的来说，伊根让人想到一个脸上挂着邪恶微笑的孩子，他将自己面前的兵人玩具统统大卸八块，然后将人头按在战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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