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义熙元年（405），41岁的陶渊明下定决心挂冠归田。

在此之前，他的生活折返于喧嚣与宁静之间，每一次都满怀希望地赴任官场，然后事与愿违地回归田园。

陶渊明先后出仕共五次。第一次是太元十八年（393），任江州祭酒，时年29岁。史载，他“不堪吏职”，没过多久就辞官了。第二次入桓玄军幕，这一次干了三年。第三次被刘裕召为参军。第四次又到了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幕下。第五次任彭泽县令，做了八十多天之后，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为由，戏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仕还是隐，入世还是出世？这是中国传统士人都要面对的选择。纵观历史，我们很少看到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文士，但遍地都是穷酸落魄不得志的读书人。

魏晋就是这样一个失落的年代。政治沦为野心家的舞台，此起彼伏的动乱和政治斗争，将理想主义的士人们卷入旋涡之中，稍有不慎便会丢掉性命。在这种混乱局面下，东汉的名教之治坍塌了，士人坚守的价值信念也崩溃了，越来越多的人转身投向老庄，隐于山林。

然而，隐更多是一种自我防卫性的逃避。即便在山林的鸟语花香之间，我们也能依稀看见士人眼望庙堂的灼灼目光。比如梁朝的陶弘景，隐于世外，却依然参与国事，名利双收，被人称为“山中宰相”。如果既要显示清高飘逸，又不想太过困苦，便可以选择“朝隐”。比如向秀，在朝为官也算隐居，不一定非要栖遁山林。

很明显，陶渊明和他们不是一类人。他这一生真正任官的时间，加起来恐怕不超过五年。他出任的不是什么朝廷要职，而是品级不高的地方官，也没有介入权贵们的斗争，更未直接与皇帝发生矛盾。因此，政治的黑暗相对离他较远。

陶渊明最后一次辞官给的理由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是不想弯腰曲背迎接上级官员。弯腰迎接上级官员，并不是和上级串通，也不是徇私舞弊，只不过对上级表示恭顺罢了，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陶渊明显然不是一个政治的动物，他与充满虚伪机诈的官场格格不入。

就在他拂衣而去、归隐田园这一年，他写下了《归去来兮辞》，其中便有非常出名的两句：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从政是入了迷途，如今已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了。这是他人生最大的转折。

陶渊明。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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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

在陶渊明眼中，自己此前的出仕经历，是因为生活所逼。

《归去来兮辞》中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

陶渊明小时候还算富足，毕竟也是出身官宦世家，祖父还当过太守。后来，父亲早逝，陶渊明就过得十分清贫了。因此，他没有魏晋士人那种自居清高的傲慢，很早就过上了亦耕亦读的生活。忙时像个村野匹夫一样操持农务，闲时便在树荫下翻阅书卷，自然和典籍是他的两大导师。

少年时，他便是极为闲静内向的一个人，但内心里依然流淌着奔涌的激情。他曾豪迈地说道：“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那时，他还是怀抱着进取的人生态度。

尽管家道中落，他并未忘记祖辈的荣耀。在《命子》一诗中，陶渊明按照门阀的观念来记录自己家族的历史，祖辈们的功业对他来说是一种无形的鼓舞。他的外祖父孟嘉曾任大司马，孟嘉的岳父，也是陶渊明的曾祖父，则是大名鼎鼎的陶侃。陶侃并非出身大族，不过凭着自己的孜孜经营，通过征讨苏峻、祖约之乱，一举成为位高权重的人物。

但是，这种本事是陶渊明不具备的。陶侃从一个小吏做起，深陷泥潭，折节事人，依靠自己早年辛苦积累起来的政治资本，抓住机会便一飞冲天。而在乱世来临之际，陶渊明想到的是远离污浊而非迎难而上，跟曾祖父当年的做派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于是，他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怀抱着理想，另一方面却不知道如何实现它。

这或许就是陶渊明频繁辗转于官场和田园之间的主要原因。

三十多岁的时候，是他一生中最为纠结的时期。当时朝局混乱，朝廷中以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为首的一派，挟持着白痴皇帝，掌握中央政权。以荆州为基地的桓玄一派，已经占据东晋三分之二的地盘，随时准备沿江东下，进军建康。

由于外祖父与桓玄的父亲桓温有旧谊，陶渊明或许想碰碰运气，于是便投身桓玄帐下。他进入桓玄幕府之后当了什么官，做了哪些事情，史书无载。桓玄好文，必然需要文学之士，但以陶渊明的性情，不可能以文字应酬长官、歌功颂德，因此，不受重用也是意料之中。

隆安五年（401），陶渊明母亲去世，他为母守丧，离开了桓府。两年之后，桓玄篡晋。后来，刘裕打着恢复晋王朝的旗号起兵，陶渊明投入刘裕帐下。与野心家们如此近距离接触之后，即便没有遭受迫害，所见所闻也足够触目惊心。

在政治漩涡里几经翻腾，陶渊明感到“深愧平生之志”，并最终选择了离去。

【明】李在：《归去来兮图》之《临清流而赋诗》

陶渊明归隐15年后，刘裕篡晋，建立宋朝，还毒死了晋恭帝。《宋书》说，“（陶渊明）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指刘裕）王业渐隆，不复肯仕”。这里将陶渊明的归隐解释为“忠臣不事二主”的气节。后来，鲁迅持有一种不同的观点：“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

其实，晋之灭亡，早有预兆，而且经过桓玄的变乱，已经亡过一回了。说陶渊明忠于晋室，究竟是忠于哪个皇帝呢？又有哪个皇帝值得去尽忠呢？刘裕弑帝固然令陶渊明不满，但那只不过是污浊泥潭的一个暗角罢了。

刘裕像

因此，陶渊明的诗文里几乎从来不写帝王将相，恐怕除了田园的淳朴宁静，他再也找不到任何的慰藉。

诗化的田园

自彭泽辞官后，陶渊明的心灵达到了真正的愉悦。割断名缰利锁的他，总算体验到了真实、自由的生活。就像《归园田居》第一首写的那样：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诗人仿佛在青山绿水前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浊气，感叹自己逃出了世俗的监狱。闲居、躬耕、饮酒、作诗、游山、玩水，这样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倒也是乐趣无穷。

幽静的自然环境是其一，真诚的人际关系则是其二。

陶渊明隐居南山后，“闻多素心人”，他非常乐于与他们交往。“素心人”指的是心地纯朴、趣味不俗之人。他们要么是田间的邻居，要么是游离于官场的隐士。“素心人”之间的交往，既无豪门大族的矫情与造作，更无官场上的倾轧与欺诈，有的只是单纯的友谊。

《移居二首》其二中写道：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相互往来，无拘无束，或叙谈往事，或品评文章，或登高赋诗。彼此平等相待，没有多余的客套和礼节。只要有酒，大家便会聚在一起，陶渊明如果醉了，便会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至此。

【明】陈洪绶：《陶渊明故事图》其一

大凡隐士都会有社会归属上的困难，陶渊明也不能例外。作为一个读书人，间或与老农共饮、谈谈农事尚可，但他的精神生活绝不可能只满足于此。虽然离开了官场，能和他进行心灵交流的人还是与官场藕断丝连的读书人。

种田是为什么？农民会告诉我们，种田是为了生产口粮，为了交上赋税。然而，在诗人眼里，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身心不受束缚。从这个角度来看，田园只不过是陶渊明自造的心灵栖居地和精神避难所。

因此，他也会陷入痛苦之中，并一直鼓励自己坚持下去：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作为一个“出名”的人物，过去的幽灵依然时不时会找上陶渊明。常常有州郡长官上门，与他结交，诱惑他出山。他的态度也很简单，能避则避，避不开就任其自然。

江州刺史王弘，常赠酒给陶渊明，还趁其游览庐山之际，强行与他见面，最后也算有了些许交情。

其中也不乏大人物，比如刘裕的亲信檀道济，带着新王朝的恩惠前来拉拢：“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

陶渊明回答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表面上说自己并非贤人，实际上否定了世人认为他隐逸求名的看法。说完，便坦然地接受了檀道济馈赠的米肉，随后离去。

檀道济像

自由惯了的鸟儿怎么还会再回到那个看似金碧辉煌的“樊笼”之中呢？

贫、病、酒、死

归园田居并非没有代价。

归隐后的第四年，诗人居住的田园遭遇了火灾。这场火灾使陶渊明在经济上损失不少，精神上也受到相当大的打击，刚开始的恬静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