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希金的三个对立

文 | 王宗琥

普希金诗歌在，光焰万丈长。今年是诗人诞辰221周年，离开我们也有183年，但他的诗歌却在世间广为传唱，一如他自己的预言：“不，我不会完全的死去，我的灵魂在我的诗歌中，将会比我的骨灰活得更久，而且绝不腐朽……我的声名将会传遍整个俄罗斯大地，现存的一切民族都会诉说我的名字，无论是高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孙，芬兰人，还是现今野蛮的通古斯人，和草原的朋友卡尔梅克人。”不过骄傲的诗人没有想到，他的英名在俄罗斯大地之外依然如雷贯耳，在他心心念念却未能成行的中国甚至成立了普希金学会，对他的研究至今方兴未艾，而且常说常新。

的确，伟大的诗人从来不是单一构成物，而是复杂矛盾的综合体。普希金的生命尽管短暂，但其内涵却有着海纳百川的容量，更重要的是，他身上兼容并蓄了很多异质的成分，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如果说一个人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复杂矛盾的程度，还在于截然对立的元素在他身上和谐共存的程度，那么这倒是一个阐释普希金伟大的绝佳角度。在他身上，我们发现了至少三种对立的融合：天上神和自然人的对立；生活的极端和创作的中庸的对立；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对立。这三种对立完美地共存于普希金一人，共同造就了他的伟大。

天上神VS自然人

作为“俄罗斯文学之父”和“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无疑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他写作主要靠天赋，丝毫不努力。人生主要的时间都花在了沙龙、舞会、妓院、赌场。卡拉姆津夫人曾说过：“普希金只有在生病或无法外出的情况下才写作，一旦康复，便又混迹于各种娱乐场所。”对这句话最好的注脚是普希金最为多产的“波尔金诺之秋”——如果不是因为瘟疫封路，普希金只能在被困的领地写作，我们今天可能见不到《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全本。可是即便如此，诗人在短短37年的生命里为后世留下了783首诗歌和一系列各种题材和体裁的民族文学奠基之作。这样的天才，按果戈里的话来说，200年才出一个。普希金诗神的地位在他生前就已经奠定了，死后经过屠格涅夫、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著名文学家的褒扬和推广，他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进一步神化，而在20世纪苏维埃时期，他成为万众景仰的诗神，名字遍布百余个文化机构，他的画像雕塑如同领袖的画像雕塑一般随处可见至今仍有增无减，2019年6月5日，在俄罗斯谢列梅捷沃机场竖起了一座人工建造的普希金纪念碑，这座俄罗斯第一大机场同时被冠以普希金的大名。总之，普希金在俄罗斯的声望给人的印象就是：此人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但是这样的天神在现实生活中却表现得和凡夫俗子并无二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不如普通大众。根据法国传记作家亨利·特罗亚的《天才诗人普希金》记载，普希金的私生活其实很不检点，完全是吃喝嫖赌玩五毒俱全的浪荡公子。他整天混迹于上流社会，看见心仪的女子就追求，无论老幼婚否，几度染上花柳病，仍然不知悔改；他沉迷于赌博，常常把手稿押做赌注，还非常无赖，赌钱输了就怀疑对方出老千而拒绝付钱；他在舞会上为女人争风吃醋，大打出手，甚至不惜决斗。关于他的蛮横无理有一个著名桥段：有一次普希金在剧院看戏，节目很一般，他不停地大声抱怨。邻座的德尼塞维奇少校提醒他不要影响他人看戏，普希金斜着眼看了看邻座，继续吵嚷，毫不顾忌别人的指责。幕间休息的时候，德尼塞维奇少校找到他，告诉他刚才的行为非常失礼。普希金傲慢地向对方发出了决斗的挑战，第二天一大早，他真的带人去找少校决斗。最后，整件事以少校在朋友的劝说下向普希金道歉而告终。

普希金的朋友们，包括著名的茹科夫斯基、卡拉姆津、维亚赛姆斯基等都对他的放纵行为感到惋惜，他们在通信中谴责普希金的轻浮和放任，劝他放弃这种无聊的生活，振作起来从事诗歌创作。但普希金依旧我行我素，对这种所谓的“自然人”生活甘之如饴，还曾在《高加索的俘虏》中公开表达了对这种自然任性的赞美。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文学中的“大神”和现实中的“小人”如何能够和谐地统一在普希金身上？20世纪俄罗斯著名作家多甫拉托夫在一次演讲中评价了普希金对俄罗斯文学的意义。他说，以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被赋予了太多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教谕意义，它变成了生活的教科书，这样的文学在西方人看来，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而普希金的文学，才是脱离了社会道德教谕、真正具有美学价值的文学。多甫拉托夫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普希金有着怎样的艺术观。有一次维亚赛姆斯基公爵对普希金说，“作家的使命在于用自己的诗歌唤起人们对美德的热爱和对丑行的憎恨”。普希金回答说：“完全不是这样，诗歌高于道德，或者说它们是两码事。”这里面蕴含着非常伟大的真理：评判诗歌和道德哪个更高是很困难的，就像要去评判大象和鲸鱼谁更强。困难在于，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么指责普希金不道德也是非常愚蠢的，就像你不能指责鹞鹰和狼不道德，不能指责风暴和洪水不道德。普希金作为自然人的意义在于他完全是顺应自己的生理属性来进行创作，他对生活和情感的敏锐感受力全来自于此。他的意识就是一个艺术创作的器官，正如高尔基对叶赛宁的评价，是一架为诗意表达自然而造出的管风琴。他所触及的东西，都变成了文学作品，包括他的私生活、他的放浪肆意以及悲剧性的死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他自然人的部分赋予了他的创作以真正的生命力，如果没有那些不堪的生活经历，就不可能有直击灵魂的传世文章。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丰富的爱情经历，普希金会写出《致凯恩》《我曾经爱过您》这样的千古绝唱。所以，天上神和自然人是普希金的一体两面，它们共同构成了普希金的伟大。

生活中的极端VS创作上的和谐

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人基本不懂相对性的意义，俄罗斯人的心灵渴望完整性，它不接受将一切事物分门别类，它追求绝对。易言之，俄罗斯人喜欢极致，要么是一切，要么是零。正如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写的那首著名的诗：“要爱就爱到疯狂，要吓就吓个半死，要骂就骂个狗血喷头，要砍就一劈两半……”普希金的极端反映在他对生命极限体验的追求上：爱情、决斗和赌博。这三样是最富刺激性的人生感受：爱情是人类感情的极端表现，决斗是面临死亡的极端体验，赌博是冒险、偶然性和过山车式大起大落的刺激体验。

爱情占据了普希金生活的大部分。他很小就对女性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据他自己说，他第一次感受到爱的冲动是在7岁。他比皇村的同学们都早熟，也更了解女性。他的“纯非洲式”色欲叫人吃惊。从1812年起，尚未满13岁的普希金就爱上了一个名叫科朱贝依的伯爵小姐，并向她献诗。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终日游走在裙裾之间。他追逐女性不分年龄大小，也不考虑对方的社会地位和名声，甚至爱上了文坛泰斗卡拉姆津的妻子。1829年他在乌沙科娃姐妹的纪念册上写下了两份“唐璜”名单，分别是他精神上的恋人和肉体上的占有者，共计37位。后来，他在给娜塔莉亚·冈察洛娃的诗中称，妻子是他的第113次爱情。

普希金决斗时穿着的背心与手套

决斗也是普希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这位年轻的诗人脾气暴躁且非常傲慢，一言不合就决斗，这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事情。卡拉姆津夫人在1820年3月23日写道，“普希金几乎每天决斗一次。但多亏上帝保佑，每次都不是致命伤，双方总是安然无恙地归来。”据后人统计，诗人一生中与人决斗大约30次，为女人，为尊严，甚至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决斗。按照传记作者特罗亚的解释，普希金从步入生活起，就感到应该蔑视危险，他按照自己的信念为自己准备了一种辛辣、矛盾而又紧张的生活，只有生活在极端欢乐和危险之中，他才感觉到幸福。

赌博也是诗人平生所好，据《天才诗人普希金》记载，“只要一见到绿桌毯和扑克牌，他就会晕头转向，他会不顾一切向命运挑战，要么大发横财，要么就破产。这种极端做法很符合他冒险的性格，他希望像在天上一样，一生一世打骨牌、玩扑克”。的确，“诗人的所有稿酬都流到牌桌上了，莫斯科警察局把普希金列为著名赌客第36号”，他著名的戏剧作品《黑桃皇后》，正是他日常生活的生动写照。

普希金之所以迷恋爱情、决斗和赌博，恰恰是因为这是生命中的极限体验，这种体验能为人带来最大限度的存在感。作为一名天才式的人物，普希金对生命的感受阈值要比一般人高。普通人的日常欢乐无法激起他生活的欲望，只有极端的生存体验，比如爱情、决斗和赌博，才能让他感受到存在的意义，或者像特罗亚所说，“只有生活在极端欢乐和危险之中，他才感觉到幸福”。

可是，这位在生活中处处寻求极端体验的浪荡公子，在创作中却以和谐的中庸之美著称。首先，普希金在诗歌创作中极为重视形式的和谐，那些优美动听的抒情诗无一不是结构、音韵、节奏和谐统一的典范。他最为有名的“奥涅金诗节”就是鲜明的例证：每一诗节中包含十四个诗行，每行中包括4个抑扬格音步,每音步两个音节。这十四行诗中，每行结尾为轻音者，谓之“阴韵”，9个音节；每行结尾为重音者谓之“阳韵”，8个音节；阴阳韵变换的规律和诗行间押韵的规律之间又有严格的配合，这十四行诗的押韵规律是：ABAB、CCDD、EFFE、GG。各行音节数为9898、9988、9889、88。这些严格的规定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奥涅金诗节”特有的格律特征。白银时代著名批评家罗扎诺夫认为，普希金“是创作所有诗歌形式的天才，他能自如地运用八行诗和抑扬格，他的心灵是融合了全世界音响的共振器。他从完整的世界中撷取声响，并将新的音乐涌现出来，从而使世界更为丰富，在普希金之后，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普希金创作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明亮的忧伤”，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