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扩展资料:
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
1954年,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后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秋,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因这篇短文受到批评,但并未划定为右派。
1958年夏,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
1961年春,农科所让汪曾祺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可惜画稿毁于“文革”中。
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年底,汪曾祺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这是汪曾祺的第二个作品集。
1、作者汪曾祺简介:汪曾祺,江苏高邮人,出生于1920年3月5日。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略高于“秀才”)。
2、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1897——1959)多才多艺,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学过很多乐器,也喜欢养鸟。汪曾祺的审美意识的形成,与他从小看父亲作画有关;父亲的随和、富于同情心,对汪曾祺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1939年——1943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曾先后在昆明、上海的私立中学任教。后又到北京历史博物馆任职。北平和平解放后随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到广州、武汉,最后又回到北京市文联工作。1954年,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自1950年到1958年,一直任文艺刊物。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地区的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当农业工人,劳动四年。1962年初,调到北京京剧团当。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著名作家。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等诸位先生,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曾任中学国文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解放后,曾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1962年初,调到北京京剧团当。曾任北京剧协理事、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顾问等。曾在海内外出版过小说集、散文集30余部。
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苏高邮人,现代作家、散文家、文体家。著有小说集《邂逅集》,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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