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2月17日上午，以工业闻名“华夏第一村”大邱庄罕见地全体停工，所有通往村庄路口全部用汽车、拖拉机、马车等作为路障，进行了严密封锁，并且每个路口都集结了上百人，手中纷纷握着自制的钢管，除此之外，村子里还私藏着15支自动步枪和2000发子弹。与此同时，在距离大邱庄3公里的地方，有一支400人的警力正在原地待命，本来热闹非凡的大邱庄顿时被紧张的气氛所笼罩。

为了避免事态恶化，警方马上与大邱庄村委会进行交涉，最后达成一致，双方分别把人撤回，警方只留30人进村执行任务。

次日上午，村支书召开全村大会，当着所有村民的面说：“我们大邱庄现在已经被1000多部队的士兵包围，不仅荷枪实弹，而且还带着催泪弹、小钢炮、警犬，他们说要抓嫌疑犯，马上要进村大搜查，抓4个人需要这么大阵势么？我怀疑他们不是来破案的。我宣布，所有村民放假一个月，工资照发。”

还没等村支书的话说完，4000多村民顿时骚动起来，不少人纷纷向村里的办公大楼跑去，找到进村执行公务的警方领导，对他们进行围攻、质问、推搡……

事实上，此时村外根本没有所谓1000多士兵，更没有小钢炮和警犬，所有谎言都是由村支书编造出来的，他就是禹作敏。

大邱庄曾是全国最穷的农村之一，连地主的都不上白面

改革开放之前，大邱庄一直都是出了名的穷，当地流传有这样一首歌谣：

“老东乡啊老东乡，喝苦水，吃菜帮，糠菜半年粮；宁吃十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

短短30个字就将这里的贫苦生活生动地描绘了出来。为了解决外村女子不愿嫁过来的局面，大邱庄一直以来采取的措施都是，本村女子不外嫁，只和本村的男子结婚，即使是这样，1976年，村子里的中老年光棍还有250多人。

新中国成立之前，大邱庄是一个佃户村，全村数一数二的地主虽然有200多顷地，但他们的生活也不怎么样，住的也是茅草房，与普通农民住的房子唯一的区别就是在房顶多架两根檩子，看起来宽大一些。在吃上，大地主们一年也吃不上几次饺子，即使逢年过节吃一次，除了年纪大的老地主能吃几个白面的以外，连地主婆在内，其他人全都只能吃高粱面加榆树皮的。到了除夕晚上，老地主会亲自给儿媳妇发三粒大麻子，让他们用线穿起来，点着后，当守岁的灯用。村里“首富”的生活尚且如此，其他人的贫困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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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大邱庄的农民们在政治上翻了身，但依旧没有摆脱贫困的局面。这里的土壤碱化程度很高，每年的粮食产量非常小，即使是夏天，在大邱庄放眼望去，整个村子都看不到一块茂盛的庄稼，田地里稀稀拉拉的样子让所有农民都发愁。从1953年至1968年的16年期间，大邱庄不仅有一半多时间没有能力向国家交公粮，而且还得吃返销粮。

本来是逃难，禹作敏却意外带领大伙儿发了一笔财

禹作敏是土生土长的大邱庄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家中排行老三。年轻时喜欢读书看报，因此也成为了当时村里为数不多的能识字的人。50年代末，禹作敏开始在村里担任大队会计，虽然没什么会计知识和经验，但他还是靠噼里啪啦的算盘将村里的账本搞得清清楚楚。由于表现出色，后来还当上了村里第十一生产队的大队长。

1963年8月，华北地区几十年一遇的暴雨造成海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处于低地势的大邱庄非常危险，于是上级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要求大邱庄务必在两个小时内全部撤走。本来平时就吃不饱的大邱庄人听到要马上走上漫漫逃亡之路，突然感觉像天塌一般，伴随着老人和孩子们的哭声，全村大多数男女老少都乱成一团，纷纷各自为战，仓皇离家，唯独第十一生产队不仅没有走散，而且井然有序，因为禹作敏强压着内心的恐慌，眼中含着泪花跟大家说：“越是紧急关头，越不能乱，大家如果信得过我，就听我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会丢下大家任何一个人！”

听到禹作敏这么说，惊慌失措的队员们便感觉有了主心骨，于是大家在禹作敏的带领下几经辗转来到天津的东郊临时驻扎了下来。

就在别人每天都在等待领取救灾物资的时候，禹作敏却在想，与其在等待中艰难度日，不如利用这段时间做点什么。他很快发现附近有一个造纸厂急需运送造纸原料的劳力，于是经过与造纸厂负责人沟通，将活儿揽了下来。

人们听说能挣钱，低落的情绪瞬间高涨了起来，他们将逃荒用的绳索和小推车充分利用起来，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这一干就是小半年，谁也没想到，临近年关大家返乡时，每个劳力竟然分到了400块钱，这对于平时在村子里年收入只有三十四元的大邱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笔不可想象的巨款。

就在大邱庄遭遇洪灾的同时，400公里外另一处由洪水引发的事件也强烈地影响了禹作敏。1963年8月，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当洪水冲垮了大寨村的人造耕地和房屋后，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说：“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不要！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

经过战天斗地的辛苦劳动，大寨人开山引水造梯田，陈永贵口中的“三不要三不少”竟然实现了。1966年8月12日，毛主席正式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此以后，这个叫大寨的，有300多人口的小山村影响了6亿中国农民。禹作敏去过四次，他将陈永贵视作自己的榜样。

禹作敏哭着向大邱庄全体村民许下承诺，要让所有光棍都娶上老婆

禹作敏带领大邱庄人学大寨，虽然两年后也初见成效，村民们勉强可以吃饱饭了，但总体来看，并没有给大邱庄带来什么生机。天津宝坻县小靳庄本来是一个学大寨比较成功的例子，后来又因唱样板戏而闻名，于是，大邱庄又加入了学习小靳庄唱样板戏，但依然无法解决贫穷的问题。

1976年的一次全体村民大会上，已经担任大队书记6年的禹作敏，面对村民们对穷日子的牢骚和控诉，他哽咽着对大家说：“父老乡亲们，这些年大伙儿跟着我受苦了，这的确是我的责任，我不会去找什么可观理由，更不会去怨上边和下边。但我还是想说，如果大伙儿还信得过我，就让我再干三年。我承诺两点，第一，我要让大邱庄变个样，让大家过上富裕的日子；第二，我要让村里250多个光棍都娶上媳妇。如果大家信不过我，我现在就下台！”

全村人听完这句话后，好几分钟都没人说一句话，最后终于有人扯着嗓子喊道：“就跟着你干了！”会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禹作敏双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又接着说：“能得到大伙儿的信任，我很高兴，不过丑话咱说在前头，一人一把号，都吹我的调，不吹我的调，一个也不要！”

虽然向全村人许下了承诺，但禹作敏当时心里根本没底，想迅速找到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哪有那么容易？

禹作敏认为，大邱庄这样的盐碱地，就算将全村的耕地都包给一个人，也不发不了什么财。俗话说不破不立，大邱庄想要富起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办工厂。

大邱庄办带钢厂初见成效后，几年之内“滚雪球”般开了117个分厂

村里的刘万明曾在天津当过工人，认识了不少熟人，有的朋友还当了厂长，于是在他的建议下，禹作敏决定大邱庄办的第一个工厂就是带钢厂，然后筹措了8万元资金，又号召村民们自己动手盖了简易的厂房。随后刘万明又作为大邱庄的代表，从天津买来3台大工厂淘汰下来的轧钢机器。经过3个多月的艰难筹备，冷轧带钢厂终于办了起来，结果不负众望，当年就盈利30多万。

带钢厂的成功，不仅让所有人喜出望外，更打开了禹作敏和大伙儿的思路，他们利用带钢厂3年累积的160万盈利额又相继建起了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

这时有人提出，其实全国的市场非常大，不管什么产品，只要质量过硬，都能赚钱。于是禹作敏和他的领导班子将现有的4个厂子发展成总厂，然后在总厂下面办分厂，至于分厂做什么，一切都要根据全国各地的办事处给他们搜集来的信息。总之市场需要什么，他们就生产什么，最终实现产品多样化。禹作敏认为，分厂投资少、见效快，倘若市场发生变化，就马上转产，分厂多了，就能减小市场竞争带来的风险。

到1987年，大邱庄四个总厂下面的分厂数量已经多达117个，涉及钢材、化工、家具等二十几个行业，上百个产品系列，总产值已达2亿。

大邱庄的迅速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日本、美国甚至还出版了解读大邱庄致富之谜的相关书籍。全国各地的精英们纷纷涌入大邱庄，因为他们来到这里不仅能挣到比别处高很多倍的钱，而且生活上还能受到超高级待遇。大邱庄为每位来这里定居的高级人才提供一套200多平方米的别墅式小洋楼，并且里面配齐了高档家用电器和生活用品。除此之外，村里每年还会拿出100万元奖励有突出贡献的人，有特殊贡献的，直接奖励一台高级小轿车。

如此丰厚的待遇，即使在30多年后的几天，都会让很多人垂涎，在那个年代看起来简直就像是神话。

禹作敏将陈永贵视为榜样，渴望自己也被写进党史

带领大邱庄致富后，禹作敏俨然已经成为了全国著名的企业家之一，他穿上了高档西服，戴上了墨镜，出门坐豪车，这与当时人们眼中的“农民形象”是格格不入的，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到这个问题时说：“我再怎么坐豪车，我也是个农民，没人管，谁也不可能将‘农民’这个头衔给我开除，没有这样的法条。”

虽然禹作敏无论面对任何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就是一个农民。但他内心的想法却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他认为自己榜样陈永贵就是因为把大寨村的农业搞好了，所以就一步步升至副总理的位置，所以禹作敏也开始渴望获得国家的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