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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心目中理想的老师是什么样的，你遇到过这样的老师吗
我心目中理想的老师需要具备良好的品德、渊博的知识、乐观的性格和健康的身体。这四样缺一不可，否则就不完美。
首先，理想的老师要具备高尚的品德。这是好老师的前提，缺少了这个前提条件，其它三样再好，也算不上理想。老师的职业是教书育人，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品德会给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所谓名师出高徒，这个高徒不仅仅指学问高，还要求品德高。只有具有高尚品德的人，才会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造福人类。好老师才能把学生往好处教，坏老师常常会把学生教坏。
其次，理想的老师要具备渊博的知识。老师的作用是给学生传授道理、教授功课和解释疑难问题。如果老师没有学问，就根本无法教好学生。就算是他成天不辞劳苦地在讲台上呐喊，也不过浪费学生的时间，让学生一无所获。在高中时候，我有个政治老师就是那样的人。虽然他很敬业，但肚子里没有墨水，讲不出什么名堂来。上课时间他只会读课文和故事，同学们就趴在桌上睡瞌睡或者东张西望，几乎每一节课都是敷衍过去的。这样的老师能教什么给学生呢？只不过可惜了学生的大好光阴。
再次，理想的老师要具备乐观的性格。有了乐观的性格，他才能够鼓励学生克服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不断战胜自我和不断提高。如果老师一天到晚都郁郁寡欢，不仅可能影响上课，还会影响学生的情绪，使得教和学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
最后，理想的老师还需要具备健康的身体。有了健康的身体，他才能胜任繁重的教学工作，才能发挥好自己的课目专长，才更容易监督学生学好。如果老师三天两头生病，必然影响教学进度，不能满意地完成教学任务。
以上四个条件都具备的老师才是理想的老师。然而，现实生活中，很少有老师能满足那些条件，我自己也没有遇到过那样的老师，那样的老师太少太少了。要是老师都能按照这四个标准要求自己，我们的孩子必将受到比现在好得多的学校教育，我们的教育事业必将更上一层楼！
你心目中的好老师是什么样子
谢谢邀请！
看到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却是老师应该尊重和资助贫困学生。
原因是：在我母亲去世后那些悲痛的日子里，我从我母亲遗物里看到了我母亲的学生胡同春的来信，信里说“邓校长你是最尊重最同情贫困学生的，不像(XX)主任……”；我父亲去世后那些悲痛的日子里，他的学生当面告诉我，“杜校长常常塞钱给我们穷人家的学生，为了不让我们丢面子，他还一定要背着人。”
是的，我的母亲出身城市贫民，我三舅考岷江电厂的时候夏天还穿着冬天的厚衣服(尽管他后来自学成才成为岷江电厂总工程师)，因为实在没有更多的像样的衣服。
但我的父亲却是自愿吃苦。
我父亲杜承雯，出身地主家庭，是家族十四弟兄里的老大，由于我姑婆姑母家没有男丁，他过继给我堂爷爷，所以承祧两房。我亲四叔杜承霨是开米厂的，是本地第一个采用电机打米的人，也是本地第一个玻璃厂的创办人。家族召开联宗大会，我亲五叔杜承雩被推选为族长。
就这样一个富足兴旺的望族大家，我父亲却感到了羞耻！
到15岁小小年纪，他已“四书五经倒背如流”(我姑母语)，却发誓“不吃剥削阶级的饭”，离家出走了。
他步行几十里，走到李白“夜发清溪”那里——清溪驿河口镇，再走向新民镇，到那里去教书谋生，自食其力。好些个学生比他大。
我父沉默寡言，从不谈论自己，他的这些经历我是从教育局给我父亲召开的追悼会上听来的，老教师周长勋先生讲的。
周长勋先生泪流满面、捶胸顿足，他说，“从此我失去了良师益友，失去了做人的榜样！”
他女儿女婿怕他悲伤过度，连忙把他扶住，并劝他不要再往下说。
是的，周长勋老师是我父亲的干亲家，当年父亲只和穷人出身的做朋友，找妻子也找的是穷人家的女儿，我母亲。
教书一年，我父亲和穷人朋友周长勋先生一道，两个16岁的少年，身背书箱和稻草，晓行夜宿，步行几百里，到省城考省立师范。
一是因为师范学校免费，二是为了实现更远大的教师梦。
16岁的我父考了全省第一！
家乡地方政府闻讯，认为我父荣光桑梓，送给我家一个匾：“书香门第”。
追悼会上，白须飘飘的老教师徐大庭老师补充说，“杜老师当年是四大才子之首”。
这一切，如果不是追悼会，我们作子女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父母从来不说，他们从不谈论自己。
后来，我家又得到一个匾：“抗战英雄”。
那是因为我黄埔军校的亲三叔杜承霦为国捐躯。部队送回这匾的同时，还送回我三叔的佩剑，上刻“不成功便成仁”，还送来一套新军装。
我尚在读书的亲五叔杜承雩于是投笔从戎，参加青年远征军，去了缅甸。
我父晚年，有一次从五七干校回来，在窗外斜投进的日光下，面对着墙壁，唯一一次在家里唱歌，“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过去我只看见过一次他和开大会的学生一道唱歌，他从不在家唱歌。
父亲不知道我在窗外，他唱得非常动情，以致和他不苟言笑的性格不符，关于道德修养，他是信奉“慎独”的——人前人后一个样，所以他抒发的应该是真情。也许他突然想起了自己为国捐躯的弟弟和“教儿打东洋”的母亲——我八十多岁还在扇着炉子为上班和读书的我二叔家的人做饭的小脚祖母。晚年，在她几个儿子里，她选择了我最穷的二叔杜承霖。
解放后我二叔一大家人挤住在家族的堂屋，他先做过茶马古道上的背伕，把货物背到马边去，再从马边背茶叶回来。后来交通渐渐发达，他失业，进了竹器社，学会竹编后，他编了竹笆，把那间全家聚居一室的堂屋隔成两间。非常十年时期，他把“抗战英雄”匾藏在屋脊的瓦下面。
我家就在二叔隔壁，二叔一家解手都在我家厕所。
记得三年自然灾害大饥饿时期，那时，吃公共食堂，每个人每一顿只能得到很小很小一块饭。有一次，我祖父解手后看见我家厕所外的几株油菜，很想扯一片菜叶来吃，大概想到儿子已经抱给人家，这油菜是别人家的财物，吞着口水从油菜下面找到一株细小的草，拔起来看了看，急忙塞进饥饿难耐的嘴里。
我在屋里纸窗下偷看到这一幕，流下泪来。
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教养啊！
我父省立师范的老师里他所最佩服者为中共地下党四川书记车耀先。后来我父做校长的时候，礼堂里悬挂国共两党抗日将领肖像，尽管他两个弟弟都是国军。他因此被解除校长职务。
“‘只要是抗日的，都应该挂！’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头角峥嵘！”徐大庭老师在追悼会上感慨万端地讲道。
是，我父在年轻时确实头角峥嵘，解放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他认为“脱裤子、割尾巴”口号不妥，认为受到侮辱，愤而割喉自杀，幸被抢救。
他第二次被解除校长职务。
被调到县教师进修校做一般教师，工作是全县所有函授点中文面授。他再次继续他步行的人生，步行十多年，一次几十里，走遍全境。每一次孤独地身背装满讲义、衣服和盥洗用具的邮差的绿色大邮包，手拿红色油纸伞，跋山涉水，走在去往每个区乡的寂静道路上，陪伴他的，只有鸟的叫声。
那些区乡的名字当年我好陌生！
舞雩、定文、罗城铺、孝姑、新民、龙孔、下渡……
我17岁教书的母亲在与他相隔几十里的九井乡，这时她也受牵连，被解除了职务。以前她是中心小学校长，管理全学区小学，现在在她曾经管理的最边远的山区小学教书，一个人，从打钟和烧开水工人到教师、校长。她只好教“复式班”——这个年级讲，其它年级做作业或者上体育。
没办法，这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谁也不愿意去。
直到退休，我父母才得团聚。
可是他们又分别，我父亲到县城文化馆清理善本书，我母亲在家乡小镇办文化站。
他们还曾经为供销社青年职工办夜校，为青年职工们补习在非常十年所没学到的文化知识。与此同时，他们还照料我哥哥的女儿，因为我哥哥和国外有合作研究项目，常年不在家。
我母亲办文化站，办文化茶园，训练女子龙灯队并夺冠，帮助失足青年，辅导地方各单位文娱节目，把文化站办成了省先进。当年作家周克芹先生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被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争着拍摄，官司打到文化部，结果各拍一部。李纬这拍过《小城之春》的老影星和当红明星刘晓庆等等一时云集，周先生由于感动于我母亲的事迹，竟在大红大紫的百忙当中抽出宝贵时间和乐山诗人周纲联袂前来采访。
我母亲，穷人的女儿，用她晚年的生命证明她绝不是背叛穷人解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