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章

一、远古时期的河湟—对神话、传说与考古、历史真实的描述4000年前的一个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地震、泥石流吞没了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官亭盆地喇家村。瞬间发生的灾难，历史永久定格在了那一刻。

在中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导河积石的故事家喻户晓，而大禹所处的年代也恰好是公元前21世纪左右，所治的河水正好就是积石山下喇家村旁流过的黄河！

喇家遗址无论是窑洞式的聚落形态、特殊的地面建筑、聚落外围的宽大壕沟、区域中心的广场和祭坛，还是礼仪用的玉器、巨大的石磬、精美的彩陶和漆器、成组合的生活陶器、房址里的壁炉等等，都有力地证明了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巨大围垣聚落，当时已经进入初期文明阶段，或者已经出现了王权或其雏形。

从城市的形制来看，喇家遗址似乎验证了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城市的发展中，帝王处于核心的位置”的说法。中国城市从一开始就是基于“筑城以卫君”目的建立的。是王权而不是商人，促进了城市的出现和崛起。在中国，城市一出现，就具有了无可替代的政治象征意义。

喇家遗址、宗日遗址、沈那遗址、柳湾遗址以及青海分布广泛、面积巨大的新石器时代古遗址，为早期中国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考古线索。

戴传贤指出：“青海是中国文明的策源地，滔滔河水，终于流成了泱泱大国。”

青海，早在2-3万年前就有大规模的人类活动。高原先民先后经历了考古学意义上的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至迟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农业、定居生活在“两河流域”（湟水河、黄河）定型, 人们用双手制作彩陶，并在高原腹地建设起最为富饶的家园，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

青海被誉为“彩陶王国”，作家张承志在《北方的河》深情写道：“河湟地区彩陶流成了河。”青海柳湾彩陶，无疑汇集中国彩陶的众多类型，代表了中国彩陶的巅峰。

与彩陶文明媲美的是青海青铜文明。距今4000年左右，青海先于黄河流域进入使用青铜等金属阶段。青铜时代是人类社会大发展时期，伴随人类第一次大分工：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还有社会阶层、奴隶制度、有组织战争和贸易。

在同德宗日遗址出土了一组骨刀叉，这组餐刀叉，跟我们现在用的西餐刀叉勺形状是非常接近的，大小也差不太多。专家利用人骨骨胶原中同位素分析显示，青海先民种植我们熟悉的粟（小米）、黍,同时也摄取一定量的动物肉食，过着以粟、黍等为主食而渔猎为辅的生活。在喇家遗址中出土的“世界上最早的一碗面条”，就是粟，即小米面制成。

夏商时期，青海已经呈现出东西方不同文化类型共存发展的雏形。民和等多地发现的白种人的遗骨，证明中西交流早于张骞出使西域。

此时，小麦在河湟地区的广泛种植。医疗技术开始出现，河湟先民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开颅手术。而代表这一先进文化的人群，被称为羌人。

羌族作为西部的重要部族，在距今约三四千年左右，当印欧人大量涌入新疆一带，幸亏甘、青羌人的大发展，有力地阻挡了印欧人的东迁和扩张。事实上，西方人将最早接触到的东方人称之为China（羌）。

在安阳殷墟出土了很多刻有“羌”字的甲骨文。贾逵《周语》注说：“共工氏姜姓。”《太平御览》说：“神农氏姜姓。”《史记•六国年表》：“禹生于西羌。”《太平御览》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意思是共工、神农、大禹身份是羌人。黄帝在位时，羌曾助帝战蚩尤。“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师会于牧野。”羌为周朝建政立下赫赫战功。

周朝为了加强对全国各地的统治，分封许多功臣和贵族到各地做诸侯。齐、申、吕、许、秦等即是姜姓羌人受封建立的诸侯国。曾先后为周文王、周武王当过军师的羌人杰出人物姜尚（子牙）即是齐国的开国君王。而相传周穆王曾驾着八骏之乘拜访西王母。西王母被认为西部羌人部落首领。

秦人或许不是最早，但是众多进入中原的羌人中影响较大一支。秦人自称为秦或嬴，实为羌的转音。顾颉刚指出，他们做了诸侯，做了贵族，就把自己的出身忘了，也许故意忌讳了，不再说自己是羌人而说华夏。至于留在原地的，当然还是羌，还是戎。

无弋爰剑，一个秦国逃跑的奴隶，也是第一个记入中华史籍的青海羌人。我们还不能肯定他是不是羌人。但至少说明无弋爰剑与羌人语言相通。《后汉书》记载，他逃至河湟流域，成为统一的羌人部落联盟首领。

先秦时期，河湟应该属于一个多元文化交汇、多种族交往，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不错的时期，甚至一段时期，黄河上游文明高于中下游地区，是早期华夏重要的文明补给区。从文化学的角度看，那时,一种文化的向东传播与扩张，都必然要经过青海这个现实的文化场进行折射和过滤。

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在总结羌人对中华民族重大贡献时指出，在中国文字中许多表示好相当于这个意思的字和偏旁，如羊、祥、羹、馐、善、义、羲等，都曾与羌人有关，是对羌人文明崇拜的反映，也是华夏文化中西戎羌人文化的初源的遗存，甚至意味着羌人确实创造了丰富的文明。

二、两汉时期对河湟的开发—从历史的中心到华夏文明的边缘青藏高原半干旱的牧区，每隔一定的年份，都会发生灾害如雪灾或旱灾。而另一方面，青海东部耕地有限，已经不能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饥荒、战乱，或喇家遗址所反映出的洪水、地震，进入秦汉时期，青海高度文明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

美国人贾雷德·戴蒙德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一书中，把一个社会崩溃的原因归结为五点因素，即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友邦援助的减少以及社会自身缺乏应对之道。

黄河中下游经过夏商周时期的发展，由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融合羌等多种族的华夏文明迅速崛起。

随着汉朝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中原政治经济的发展，加剧了从商周时期已存在的华夷分野和农牧之别。

汉朝依仗着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北逐匈奴，西击羌戎。汉帝国的触角第一次深入“扼束羌戎，藩蔽秦陇”的青海腹地。

公元前111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在青海的第一个军事据点——西平亭（今西宁市）设立。羌族不堪一击，大量部众不断臣服于汉朝。

汉帝国陆续在青海东部设立了临羌（今湟源县）、安夷（今平安县）、破羌（今乐都县）、允吾（今民和县）、允街（今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河关（今贵德县）等县，并将青海东部地区正式纳入中原封建王朝郡县体系。汉朝派出护羌校尉，以加强对羌人的管理。东汉护羌校尉邓训经营河湟，深得民心。羌民痛呼邓训早逝并建“土楼神祠”。

在汉代城堡中，规模较大、至今保存完好的要算王莽修建的西海郡（海晏县三角城）。它是建于青海省腹地、时代最早的一座郡级建置城。王莽设置西海郡，不仅将青海湖流域第一次纳入中央王朝版图，而且为青海湖流域赋予了政治地理的文化意蕴，那就是历代帝王追求的“四海一统”。

为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控制，汉代创设了一种屯田实边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移民屯田。由于大量关东贫民、秦雍世家在河湟安家立业，极大地充实了青海的人口，从汉武帝时起至东汉末，汉朝经营湟中三百余年，虽几经战乱而人口仍不断增多繁衍，河湟汉族人口在这里逐渐成为了多数。今天乐都老鸦峡出土的东汉“三老赵掾之碑”就追记了赵充国子孙，代代拥立汉室，屯田戍边，立下赫赫战功的事迹。

面对华夏族的崛起，羌人很无奈，他们被同化、被驱逐，甚至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开始了长达千年的迁徙，上演了一部中国版的“出埃及记”。人数较多的部落先零、烧当等大量羌人归降内徙（称东羌），而烧当迷唐向西远遁黄河源头、青藏高原的腹地。在汉族无休止的扩张中，羌族逐渐离开了历史的中心。

今天，分子人类学专家们通过基因图谱找到了远徙路线和分化的时间点。他们有的向西，“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远绝，不复交通”，即是后来成为藏族先民的一部分的“发羌”、“唐旄”；有的经过长途跋涉，抵达新疆天山南路，成为后来文献记载的“婼羌”的组成部分；有少数则北迁到今天内蒙古西部额齐纳旗一带。更多的羌人部落则沿着古老的“走廊”向西南迁徙，他们或是翻越秦岭，或是穿过岷江河谷，或是穿过青藏高原东部的其它河谷，向西南大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迁徙生存。

特别是沿着走廊向南方迁徙的羌人部落，由于各自到了不同的自然环境，有的到了河谷地带，有的到了丘陵地区，有的则在深山密林中生息，加上其它种种因素的影响，决定了他们各自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或强大，或弱小；或农耕，或游牧；或与汉族同化，或与土著融合，或是与世隔绝，独自生息，在此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发展演变为今天的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的各民族，如白、彝、哈尼、纳西、傈僳、拉祜、基偌、普米、景颇、独龙、阿昌、土家等民族。

外迁新土的羌人至少在两晋南北朝以及唐宋时期还处在西部历史的舞台中心。譬如，李雄建立的成汉帝国；符健、姚苌建立的前秦、后秦帝国；吕光建立的后凉王国。党项羌李元昊在银川建立了“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西夏王国。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言：羌族是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许多民族都流有羌族的血液。羌族伴随着中华文明的每一个脚印一步一步地从上古走来，它远远早于汉族和藏族，是中国大地上最古老的民族，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古老的民族，一个被历史和人们忽视了的东方大族。

只是到了宋代以后，羌人在中原历史舞台上完全不见了踪迹。今天，我们审看脚下的大地，也仅有离湟水流域一千公里之外的岷江上游，二千年前迁居于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