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春天的一天，魏国公徐达惊出一身冷汗，因为他得到消息，有人要暗中谋杀自己。

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徐达作为明朝开国第一名将，在诛陈友谅、灭张士诚和北伐元朝的过程杀人无数，仇人自然很多。然而，这一次打算刺杀徐达之人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当朝丞相胡惟庸。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三》记载：

魏国公徐达深嫉其奸邪，常从容言于上，惟庸衔之。达有阍者福寿，惟庸阴诱致为已用，为福寿所发。

原来，徐达在朝中德高望重，看不上胡惟庸这种奸邪小人，常常在朱元璋面前打胡惟庸的小报告，胡惟庸因此恨上了徐达。徐达麾下有一位看门人名叫福寿，胡惟庸便设计暗中和福寿结交。起初，福寿把胡惟庸当做朋友，直到有一天，胡惟庸劝他帮自己刺杀徐达，福寿才知道胡惟庸用心之险恶，于是将胡惟庸的计划告诉徐达。徐达得到福寿的告密，不禁一阵后怕，从此对府中下属严加管教，处处防备胡惟庸。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丞相，胡惟庸在明朝的知名度很高，他所引发的“胡惟庸案”是“洪武四大案”之首，同时也拉开了朱元璋屠戮功臣的序幕。胡惟庸的结局更是惨烈，他不仅被灭了九族，还连累3万余人为其垫背。

历史上的胡惟庸到底是怎样的人呢？他真的谋逆了吗？他的死到底冤不冤呢？本文，笔者将引用史料，结合分析，带大家认识这位中华最后的宰相。

一、和州遇书生，从龙十年功《明史·胡惟庸传》记载：

胡惟庸，定远人。归太祖于和州，授元帅府奏差。

胡惟庸是濠州定远人，朱元璋攻打和州时，胡惟庸前来投奔，被朱元璋授予元帅府奏差。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传奇帝王，朱元璋早年疾苦，父母去世后流落江湖，甚至出家。直到红巾军起义爆发，他投奔到濠州红巾军元帅郭子兴麾下，并娶到了郭子兴的义女马氏，此后多次立下大功。但因为郭子兴心胸狭隘，朱元璋最后带着24位部将（淮西二十四将）离开濠州，南下定远，从此开始“自立门户”，史称：南略定远。

也就是说，定远是朱元璋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独立的落脚点，相当于是他的“第一个大本营”。此时，朱元璋身边的心腹都是濠州跟随而来的武将，连个拿得出手的文臣都没有。直到朱元璋从定远攻下滁州，一个人前来投奔，朱元璋身边终于有了文臣。这个人就是李善长。《明史·李善长传》记载：

太祖略地滁阳，善长迎谒。知其为里中长者，礼之，留掌书记。

李善长并没有很高的学识，他最初只是一个“里长”（一里之长，古代最基层的小吏）。笔者此前曾写过一篇关于李善长的长文，我认为，李善长之所以能得朱元璋信任，且位居开国第一文臣，除了他兢兢业业做朱元璋的“萧何”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文臣中跟随朱元璋最早，这在古代，被称为“从龙之功”。

朱元璋最初的进军路线是从定远，攻打滁州，然后攻打和州，再开始渡江。而本文的主人公胡惟庸和朱元璋的相遇，就是在和州。

值得一提的是，在和州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投奔了朱元璋，这个人就是常遇春。

笔者举李善长和常遇春的例子，只是想说明：胡惟庸的才华史书记载很少，但他能够在朱元璋麾下当丞相，和他投奔朱元璋的时间较早有很大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部分野史说李善长是胡惟庸的老师，这在正史中是没有记载的，二人仅仅是老乡而已。而且，胡惟庸后来和李善长的弟弟成为亲家，也可以从侧面否定上述观点。

纵观胡惟庸的履历，会发现，他虽然很早就加入了朱元璋的阵营，但前期他并没有身居要职，朱元璋给他的安排，更像是对他的考察和磨练，《明史·胡惟庸传》记载：

寻转宣使，除宁国主簿，进知县，迁吉安通判，擢湖广佥事。吴元年，召为太常少卿。

胡惟庸最初在朱元璋的元帅府当差，后来被朱元璋任命为宣使，负责巡查定远、滁州各地民情。至正十七年（1357年），在朱元璋渡江攻入皖南之后，胡惟庸先后被任命为宁国县主簿和知县。

胡惟庸在皖南经营了4年左右，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朱元璋麾下大将邓愈攻入江西，拿下洪都（南昌）等地，朱元璋派胡惟庸担任吉安通判，直到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登基的前一年），胡惟庸正式回到南京，担任太常少卿。

纵观胡惟庸前期的仕途生涯，他从1355年投奔朱元璋，到1367年回南京，除了最初的两年外，他有近10年的时间都在地方州县为官。所以笔者认为：作为明朝后来的丞相，胡惟庸毫无疑问是有地方治理才能和经验的，这也是他后来能担任丞相长达7年之久的原因。

换句话说：他是个奸臣，但并非庸臣。

二、洪武四丞相，惟庸后居上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祭告天地，登基为帝，改元洪武。因此，这一年即为洪武元年。明朝开国时，朱元璋沿袭了宋元的制度，设立中书省左右丞相。当时，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右丞相，李善长为左丞相。如《明史·徐达传》记载：

洪武元年，太祖即帝位，以（徐）达为右丞相。

注意，明朝以左为尊，徐达本就是右丞相，再加上他长年征战在外，中书省实际上是李善长一个人在操持。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丞相和宰相的意义本来是不同的，但是，明朝的“丞相”实际上他和唐宋时期的“宰相”在中书省的职能完全一致，因此后人也叫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为宰相，希望大家明白，这不是有偷换概念。）

与此同时，胡惟庸已经被朱元璋擢升为太常寺卿，主管宗庙礼仪和祭祀，属于正三品。到了洪武三年，李善长已经66岁，半生辛劳，让他实在力不从心。李善长建议中书省要增加年轻的官员，根据李善长的推荐，胡惟庸被调到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

熟悉《宋史》的读者可能都知道，在宋朝，“参知政事”实际上就是副宰相。但到了元朝，中书省有了些许变化，明朝延续了元朝的制度，在元朝和明朝初期，中书省最高长官是左右丞相，然后是平章政事，然后是左右丞，再次是参知政事。

例如，洪武元年，朱元璋就曾封常遇春为“平章政事”，在军务上，常遇春仅位列徐达之下。

由于当时徐达征战在外，常遇春已经病逝，因此，胡惟庸进入中书省的时候，他的顶头上司实际上只有3个人，分别是李善长（左丞相）、汪广洋（左丞）、杨宪（右丞）。

不久后，李善长便申请告老还乡，朱元璋为了丞相人选煞费脑筋，当时，在朱元璋考虑范围内的丞相候选人只有3个人，分别是：杨宪、胡惟庸、汪广洋。为此，朱元璋还特地请教刘基（刘伯温）。

朱元璋问：“李善长要告老还乡了，我想让杨宪接替他，担任丞相，你觉得如何？”

刘基说：“宪有相才，无相器。”意思是说，杨宪虽然有能力，但没有丞相的器量。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何如？”

刘基曰：“此褊浅。”意为汪广洋的见识太过狭隘，不适合做丞相。

朱元璋：“胡惟庸何如？”

刘基：“小犊耳，将偾辕而破犁。”

刘伯温的意思是说：胡惟庸就像是个心高气傲的牛犊，让他来犁地，说不定地没犁好，犁子还被他搞坏。

以上对话出自《明史纪事本末》，不得不说，刘伯温对胡惟庸的评价非常准确：他不仅当不好丞相，还会把明朝搞得更糟！

之后的两个月，杨宪因为太过激进而被朱元璋诛杀，中书省只剩下汪广洋和胡惟庸二人可供选择了。经朱元璋反复权衡，他决定放李善长归乡，让汪广洋来做右丞相，胡惟庸升为左丞。

《明史·汪广洋传》中有记载：

及善长以病去位，遂以广洋为右丞相，参政胡惟庸为左丞。

此时，中书省名义上还有一个大人物，他就是徐达。但是，徐达只占了个名分，并不插手中书省事务，中书省的实际上由汪广洋和胡惟庸把持。

李善长走了，杨宪死了，徐达“有名无实”，挡在胡惟庸前面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汪广洋了。

于是，胡惟庸开始露出他狡黠的一面，他开始筹划，如何成为继李善长、徐达、汪广洋之后的明朝第四位丞相。

三、胡惟庸不庸，右丞相犯奸汪广洋是一位老实人，但他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能力不足。朱元璋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对丞相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汪广洋的劣势逐渐暴露出来。再加上胡惟庸凡事都表现得异常积极，有时候胡惟庸甚至会越过汪广洋，直接向朱元璋汇报自己对治国理政的看法，这更加让朱元璋觉得，汪广洋遮挡了胡惟庸的才能。于是在洪武六年，朱元璋抓住汪广洋的错处，将汪广洋贬到广东担任行省参政。此后，胡惟庸开始以左丞的身份主持中书省，半年后，胡惟庸正式“转正”，担任右丞相。至此，胡惟庸终于圆了自己的丞相梦。

胡惟庸初为丞相，他的能力到底如何呢？《明史·胡惟庸传》记载：

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

意思是说，朱元璋肯定胡惟庸的才能，对他很信任，而胡惟庸也很努力，他办事小心谨慎，经常顺着朱元璋的意思，因此逐渐成为朱元璋的宠臣。

从历史角度来看，朱元璋虽然有很多缺点，但作为皇帝，他还是比较勤奋和敏锐的。胡惟庸自洪武六年当上丞相，到洪武十三年结束，他能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当丞相近7年之久，可以说，胡惟庸是有丞相之才的。

若胡惟庸是个庸才，他必然会步汪广洋的后尘。别忘了，汪广洋就是因为能力不足才被罢免的。所以，胡惟庸的名字里虽然有个“庸”字，但他并非庸才。

然后，随着胡惟庸丞相生涯的延长，他开始暗地里搞一些小动作。史载：

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