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福建大规模全面调查、整理、出版历代文献典籍——《八闽文库》全媒体出版工程又一重要成果——《福建民间契约文书》全球首发，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东南地区民间文书的丰富内涵和特殊价值展开热烈讨论。
“眼光向下”看见活生生的历史
文 ｜ 葛兆光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历史学系）
2020年12月，《八闽文库》出版第一辑，当时我曾经用“包容”“创新”“开放”而又“传统”这四个词来概括福建文化的特色，也曾经说到《八闽文库》在保留历史记忆和守护地方文化上的意义，对《八闽文库》的出版抱有极大的期待。两年来，尽管病毒肆虐，疫情蔓延，而《八闽文库》的编辑出版仍然持续，这真是令人鼓舞。现在，《福建民间契约文书》五十册又即将面世，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近年来，我越来越感到福建在中国文化中的特别意味。我是研究历史的，总是会想到福建的地，是背山而面海，福建的人，是移民加上土著，福建的历史，是延续唐宋中原传统，又开创明清海洋文化。这种多样、交错与融合的因素，造成福建文化既传统又开放的特色。《八闽文库》正是在汇集地方性古典文献中，呈现和传承着这种独具一格的福建文化。
说到这一点，请允许我用一个私人故事作为例证。我家在福州黄巷葛家大院。老宅的葛家，曾经被传说祖上是明代来自古麻剌朗国也就是如今的菲律宾棉兰老岛，因此，葛家大院也曾经被说成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例证。但是，前些年我曾经根据洪塘葛家墓地的碑刻，证明葛家祖上是永乐年间的进士，《明实录》里面有他的名字，可见葛家本是来自北方的移民，时代比古麻剌朗国王来华还要早。因此，所谓葛家来自古麻剌朗，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但恰恰在这个误会中，大家可以想象到福建的文化，其实正是来自北方移民带来的传统中原文明，和漂洋过海而来的外来文化交错互动，也许，它正象征着福建必须守护传统，又对外开放。
说到《福建民间契约文书》，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越来越感受到近年学术界文化界的新趋势。这个新趋势，一方面包括“眼光向外”，开拓中国与域外的研究，正如我过去提倡的“从周边看中国”和“以亚洲作为历史视野”，宋代以后的福建，作为环东海南海区域的节点，始终是牵动环东海南海神经的关键，也是中国与域外海洋交往的出发点；另一方面，这个新趋势也包括“眼光向下”，也就是从历史聚焦于王朝政治和精英文化，转向社会底层与日常生活。这种自20世纪初梁启超以来就始终提倡的方向，更需要广泛发掘社会生活史的资料。而《八闽文库·福建民间契约文书》部分，一定会大大促进这一领域的进展。不要认为这只是一些草根的、底层的、边缘的历史，其实，现代的历史学，就像法国年鉴学派不断转型中显示出来的那样，不仅要关注“阁楼”，也同样要关注“地窖”。在地窖中，其实隐藏着更深刻的传统、经验和生活，这正是活生生的历史，因此它也是国际学界普遍关心的领域，而这方面福建正好有得天独厚的文献遗存。
非常高兴《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出版，衷心祝愿《八闽文库》编纂出版研讨会给《八闽文库》下一步要继续编辑出版的部分，提供更好的经验和建议，共同努力把这项了不起的工程做好。
《福建民间契约文书》收集、整理与出版过程
文 ｜ 郑振满
郑振满（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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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民间契约文书》正式出版了，并在福建省委宣传部、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和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精心安排下召开了新书发布会。作为《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主编，我分享下这套书收集、整理和出版的过程。
这套书收录的民间契约文书，包括契约、账簿、收据、税单、分家文书、礼仪文书、诉讼文书，等等。这些契约文书都是传统社会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文字凭证，反映了民间社会利用文字处理日常事务的悠久传统，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写本文献和民间历史档案，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从学术史上看，我的老师傅衣凌教授最早研究民间契约文书，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1939年，傅先生随福建省政府内迁永安山区，在一座老宅中发现了一箱契约。他后来用这些契约研究明清以来的农村社会经济，撰写了学术名著《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从最近几十年的学术发展看，全国各地发现了不少民间契约文书，每年都有不少相关新书整理出版，也有不少国家级和省部级的研究计划。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各地政府主导的重点文化工程中，契约文书一般都不列入“乡邦文献”的整理规划，也就是说并不进入地方经典文献整理的视野，在这方面，《八闽文库》开了先例，可以说是一大创举，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关注《八闽文库》的朋友会知道，这套书是《八闽文库·专题汇编》的第二种。按照出版计划，《福建民间契约文书》规模将达到100册，本次推出的是第一批，共50册。第二批和第三批已经开始编辑，大约2023年、2024年可以全部出版。
就《福建民间契约文书》本身而言，相对于已经出版的各种民间契约文书，它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点，这套书收录的契约文书，主要来自于田野调查，反映了民间契约文书的“原生态”，具有特别重要的史料价值。第二点，在契约文书的整理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原有的文书系统，尽可能维护和再现原始保存状态。第三点，在编辑过程中，我们采用属地和归户、归物相结合的三级编辑体例，建立了契约文书整理、出版的新范式。
关于这套书，还有几点需要说明。
首先，第一批50册的资料，都是在福州市永泰县收集的，这离不开永泰县各级政府和当地乡亲的配合和支持。永泰县为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专门设立了古村落保护办公室，邀请我们到永泰开展历史文化遗产调查，为我们收集契约文书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
其次，第一批11卷的分卷主编，都是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们全程参与了永泰契约文书的收集、整理和编辑过程，有的还用这些资料撰写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因此，通过这项工作，培养了一批现有专长的年轻学者，这可以说是我们的最大收获。
最后，《八闽文库》的编辑团队，全程参与每一卷契约文书的拟题、编目、编号和编辑体例的研讨过程，付出了许多心血。我有必要代表我们的全体分卷主编，对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和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团队表示衷心的感谢！
跨区域研究价值很高
文 ｜ 王振忠
王振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最近数十年，各地陆续发现了大批民间历史文献，而厦门大学则是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学术重镇。《福建民间契约文书》中收录的民间文献种类不少，涉及的内容颇为丰富，对各类文献的解题也相当到位，印刷也很精美。比如说，明朝万历十一年碓头村山场图、清嘉庆十一年八月卢温两姓争控图说，不仅资料极为珍贵，而且以高清彩色图幅展示，可以最大限度地让研究者看到民间历史文献的原貌。这些资料对于福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郑振满先生和他的团队已有不少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毋需赘言。
《福建民间契约文书》中的9-2-6-5号，是民国五年九月杨声斗等的投状。这个投状说的是福州府永泰县三十六都姓杨的一个人，向显佑伯都城隍公爷的投状，非常有意思。这让人想到《闽都别记》等福州地方文献中的一些记载，也让我联想起2019年在莱顿大学图书馆读到的一些东南亚契约，其中也有类似的资料。因为作为省城和府城，由于人群的流动和定居，福州的民间信仰与福州府属县乃至整个福建省各县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份文书，对于研究福州府城的民间信仰有着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除此之外，此类文书还具有跨区域比较研究的一些意义。
不久前召开的第六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安徽师范大学的一位学者专门研究徽州的投状文书。他认为：“在民间纠纷发生后至正式面官起诉前，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投鸣特定对象以调处纷争，并为正式诉讼预留证据。”为此，他对投状文书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不过他认为，投状文书目前只见于徽州。如果我们看了《福建民间契约文书》，就会清楚，投状文书应当在不少地方都有遗存。永泰县的这份文书虽然是向城隍老爷告阴状，与阳世间的情况有所差别，但它当然也应当是人世间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投状的一种折射，这一点，可以与徽州文书中众多的投状比照而观，进而加以深入探讨。
从这个小例子可以看出，《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出版，本身也超越了福建区域史研究的范畴，具有跨区域研究的学术意义。我想，随着永泰等地文书的进一步披露，一定会对福建区域史研究和国内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原生态编排方式的价值
文 ｜ 丁荷生
丁荷生（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八闽文库》编辑出版团队决定整理、出版《福建民间契约文书》，是件功德无量的文化工程。这些资料都是“原生态”的，对学术研究有不可思议的引领作用。
我与葛兆光先生在《八闽文库》的总序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想法有很强的共鸣。我们原有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都是依靠典籍化的图书馆中的资料。现在这些契约文书都是从乡下找到的，拓展了我们的学术视野。郑振满老师的序言提到，“官有政法、民有私约”，这些“私约”就是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我特别欣赏《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编排方式，特别是重视原来的“包契纸”。“包契纸”的存在说明了这些资料有它自己的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