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最活跃，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最不孤独。

——[古罗马]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

20世纪人本主义哲学家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在其名著《爱的艺术》中写道：“人——所有时代和生活在不同文化之中的人——永远面临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克服孤独感，如何超越个人的天地，实现人类的大同。原始时代的洞穴人、游牧民族、埃及的农民、腓基尼的商人、罗马的士兵、中世纪的僧侣、日本的武士、现代的职员和工人都有这个问题。……人可以通过信拜动物、祭人或军事掠夺、奢侈享受、清教徒式的节制、狂热的工作、艺术活动和创造性的劳动，通过对上帝和他人的爱情作出自己的回答。”是的，唯有孤独亘古如新。它穿越不同的历史、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地域，在俄狄浦斯意志与命运的抗争中，在中世纪沙漠僧侣的苦修中，在初唐诗人陈子昂登楼远眺的悲歌中，在帕斯卡尔阅读蒙田《随笔集》的战栗中，在马尔克斯描绘拉美百年长卷的魔幻中，在新媒体虚拟界面的群体性狂欢中……孤独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让人着迷又令人恐惧。一言以蔽之，孤独是人生的底色，是创造的动力，是社会的镜面，是文明的注脚。

《爱的艺术》

悲剧时代：存在性孤独的绽放

人的孤独，源于自我意识的诞生。这个自我意识会追问一个问题：人到底是什么？更进一步，人的自我究竟是什么？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悲剧作家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这个问题被推向一个极致。剧中，主人公俄狄浦斯从出生（甚至尚未出生）到死亡，弑父娶母的命运就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命运不仅让他成为弃儿和流浪者，还让他成为社会伦理秩序的破坏者、国家灾难的制造者。俄狄浦斯既被排除在伦理秩序之外，又被伦理秩序所束缚；他既不能置国家命运于不顾，又不能置个人生命于不顾；他既不能发泄不满或怨恨，又不能诉说委屈，哀叹命运。总之，俄狄浦斯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会置身于一种绝对孤独、毫无依傍、不可选择、无处逃避的处境中。

俄狄浦斯的孤独是他的个人意志与命运力量的抗争。从他得知自己的厄运开始，便坚持不懈地与之斗争，想方设法逃脱命运的掌控。为此，他悄悄离开皇宫，主动放弃安逸、富裕的生活，毫无目的地去流浪，在异国他乡寻找自己的存在之根。在真相一步步揭开后，俄狄浦斯不听众人的劝阻，坚持寻找引发“瘟疫”的真凶。当发现自己是凶手后，他没有犹疑和辩解，勇敢地请求承担罪责，实现自我放逐。在象征意义上，当俄狄浦斯刺瞎自己的双眼时，他的个人意志已然战胜了天罗地网的命运。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不公平战争中，人展示了强大的力量，也凸显了彻底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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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狄浦斯的悲剧故事，两千多年来一直迷雾重重，有着众多难以解答的疑问。比如，俄狄浦斯的父母明知儿子会痛苦终生，为什么还要生下他？既然选择生下他，为什么还要那么残忍地抛弃他？为什么在错误无法挽回的时候才得知自己命运的真相？为什么他越是反抗命运，越是更深地陷入命运的圈套之中？为什么他能猜中人面狮身妖的谜语，却猜不透自己的人生之谜？……对此，法国著名哲学史家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在《希腊思想的起源》中写道：“当人类企图像俄狄浦斯那样追根寻源时，他发现自己是一个谜，命途多舛，没有独占的领域，没有固定的立足点，没有确定的本质，摇摆于天神与禽兽之间。”换言之，俄狄浦斯的悲剧故事关乎的根本谜题是人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俄狄浦斯式的孤独归根到底就是人不能认识自我。

《希腊思想的起源》

与索福克勒斯同时代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人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之物。”这似乎很好地回答了人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按照苏格拉底的理解，“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之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应该说，俄狄浦斯是极具理性品质的人，正是凭借着自己的理性和智慧，他打败了斯芬克斯。同时，也是理性帮他找寻到危及国家命运的真凶，更是由于他的理性，让他残酷地惩罚自己，认清自己：他既是忒拜城的救星同时又是其灾星，既是本土人却似乎又是陌生人，既是母亲的儿子又是母亲的丈夫！他所有的理性和认识却导向一个结果：他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正是俄狄浦斯式的孤独之源。

两千多年过去了，在认识自我的征程中，依然没有一个人敢说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具有高度智慧的人类发明了语言和文字，创造了电脑和互联网，甚至更新了对于宇宙的认知，但对于自我本质的探索和认识，依然充满着种种的疑团和困惑。毫不夸张的说，一个21世纪的现代人，对于自我的认识并不比一个古希腊人或古印度人更加深入和透彻，尽管人类文明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年间经历了不可思议的飞跃和发展。窃以为，俄狄浦斯式的孤独乃是一种存在性孤独，犹如一朵沙漠中的玫瑰第一次孤独地绽放于人类的精神世界，无论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什么程度和阶段，也无论人类后来又经历了多少种形形色色的孤独，这一抹忧伤的暗红成为了每一个生命的底色，也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底景。

中世纪时代：孤独的消隐与归位

中世纪的教义告诉我们应离群索居，远遁尘世，这样才可以获得救赎。比如中世纪神学所赞颂的骑士精神，就是只专注于来世，对现世的一切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表面来看，中世纪应该是一个孤独横行的时代，但是上帝的强光让所有的一切都消失遁形，人的自我也不例外。按照中世纪托马斯主义的观点，上帝对人是命定的，人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自由，人的灵魂获得拯救不是上帝的直接施恩，而是借助于教皇，并绝对地服从于教皇。于是，人被牢牢地禁锢在教皇的教义与教规之中，不得有任何违背，否则就将遭到宗教裁判所的严厉制裁。在古希腊悲剧时代第一次绽放的存在性孤独，被无处不在的上帝的强光所遮蔽，教会掌握着对上帝之书《圣经》的绝对解释权，任何的自由思考和批判意识都是不允许的，无数科学家遭受的种种迫害便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发现与《圣经》的内容不符。

直到中世纪晚期（大约14世纪中叶），一场席卷欧洲的超级瘟疫——黑死病改变了文明的进程。在短短几年间，黑死病致使近2500万人殒命（成为全球流行病史的死亡数之最）。随之而来的，是农奴制度的崩溃和天主教会权威的动摇。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在其名著《瘟疫与人》中写道：“当黑死病暴发把濒临死亡的恐惧植入整个社会时，日常规范及习俗制约随之崩溃。人们开始蔑视教会和国家权威，寄希望通过苦修‘赎罪’，无数人用皮鞭或铁镣鞭打自己，却根本无济于事。”黑死病的后果不仅是大量神职人员的丧生，更是宗教信仰上的重创。教堂的钟声不停地为新的死者哀鸣，虔诚的人们开始怀疑，尽管光荣与苦难都是上帝的意志，但如果连上帝最忠诚的子民——教士与修女都不能幸免，那么听从教会的指导，真的可以得到上帝的眷顾吗？

蔑视、怀疑、挣扎、反思……这一切都彰显了中世纪晚期个体意识的重新崛起。彼时，一个人隐居在沙漠中苦修以寻求上帝的救赎，那是一种外在化的孤独，正如现代修道主义的倡导者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所言：“人的孤独实际上是上帝的孤独”。此时，一个人在千万人齐念《圣经》时怀疑它的真理性，那是一种内在化的孤独，一种更加接近孤独本质的孤独。站在中世纪的十字路口，一位青年男子在一个明媚的春日成功登顶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旺图山，这是他个人生命的重要时刻，也是人类历史的伟大时刻。他就是从“黑暗世纪”走出的第一人，同时也是“黑暗（中）世纪”这一深入人心的说法之始作俑者——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站立高山之巅，俯瞰下界人间，彼特拉克倍感孤独，他想到了奥古斯丁，于是信手打开随身携带的《忏悔录》，正好看到第十章中的一段话：“人们赞赏高山大海、浩淼的波涛、日月星辰的运行，却遗弃了他们自己。”仿佛醍醐灌顶，彼特拉克顿时醒悟：原来，真正的高山，或者说真正需要认识和征服的对象，不是任何外界的有形存在，而是“我”的内心！

这种对自我的不懈求索贯穿了彼特拉克此后的一生，在他晚年致教廷派驻阿维农特使布鲁尼的一封信（1362年）中，彼特拉克自称“热爱知识远远超过拥有知识”，“是一个从未放弃学习的人”，甚至是一名怀疑主义者：“我并不十分渴望归属某个特定的思想派别；我是在追求真理。真理不易发现，而且作为一切努力发现真理者中最卑下、最孱弱的一个，我时常对自己失去信心。我唯恐身陷谬误，于是将身投向怀疑而不是真理的怀抱。我因此逐渐成为学园的皈依者，作为这个庞大人群中的一员，作为此间芸芸众生的最末一人。”在一生无止尽的学习、求索、怀疑和皈依的漫长历程中，彼特拉克体验到了最真切、最深刻的孤独，那种在过去将近一千年的历史中几乎遁形的孤独。

于是，彼特拉克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出了响彻历史和文明苍穹的呐喊：“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活在永恒中……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正是越来越多这样的疑问、困惑和呼喊，撬开了中世纪铁幕笼罩下的第一道曙光，以人为本的文艺复兴思想在佛罗伦萨被点燃，也为日后的宗教改革埋下了关键伏笔，所有这一切终将孕育一场现代性孤独的爆发。

文艺复兴与工业化时代：现代性孤独的爆发

如今，我们看到的如大规模瘟疫般流行的现代性孤独大约就起源于文艺复兴晚期。经过中世纪的千年压抑之后，西方文化开始重新聚焦主体性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