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时任北京市长聂荣臻主持召开了北京城市规划会议。参会人员有北京各部门领导、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以及梁思成、陈占祥等人。梁思成当时的身份是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陈占祥则是北京建设局企划处处长，两人都担负着规划北京市区建设的重任。

会议上，巴兰尼克夫提出了一个建议，以天安门广场为核心地带，然后在长安街两侧东西布局的方式营建新中国的首都行政中心。巴兰尼克夫还坚持一个观点，北京城没有大的工业企业，这里作为首都，除了成为一座文化、科学、艺术的城市外，也应该是一座大工业的城市。

巴兰尼克夫的建议遭到梁思成、陈占祥强烈不同意。陈占祥的女儿陈愉庆就说过，“巴兰尼科夫的话让父亲错愕。且不要说城市规划专家，任何一个受过系统城市规划专业训练的人，或稍有一些这方面专业常识的人，都不应该对一座千年古都做出这样无知的规划设想啊。”

会议结束后，梁思成和陈占祥两人决定立即拿出一个具体的文字方案，“一座千年古都未来的命运，作为规划专家，责无旁贷。”于是，“梁陈方案”横空出世，两人认为应该保留古城区，把行政中心放在西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合适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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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份耗费两人无数心血的方案，最终还是夭折了。1950年4月，梁思成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亲笔信，希望能仔细研究他和陈占祥提出了方案。信寄走后，梁思成对陈占祥说：“无论前面水多深，我们只能向前走了。”

眼看苏联专家的方案逐渐占据主导，梁思成再次为保护北京古建筑奔走，呼吁尽快确定中央行政中心的位置。1951年，北京市长彭真告诉梁思成，“毛主席天安门上曾指着广场以南一带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

1953年6月，“畅观楼小组”成立（办公地点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梁思成、陈占祥等人被排除在这个小组中。很快，“梁陈方案”被彻底否决。梁思成还是不甘心，既然行政中心放在老城区，那么古建筑总能保存下来吧。

早在1950年7月，梁思成就预感到古城墙可能会被拆掉，他据此写下了《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一文。梁思成在这篇文章中大声疾呼，“城墙不但不应拆除，且应保护整理，与护城河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的计划，善于作用，使它成为将来北京市都市计划中的有利的、仍为现代所重用的一座纪念性的古代工程。”

可是古城墙最终还是被拆了，梁思成叹息地说：“倘若再打起仗来，那城墙的垛口还是架机枪的好地方。”可见梁思成内心是多么的无奈。

参考资料：《梁陈方案》、《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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