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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辞中抒发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陶渊明向来被尊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这首《归去来辞》则综合展现了作者真实的人生体验。欧阳修评价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李清照她爹李格非说：“《归去来辞》，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另一位北宋文学家宋庠也评价：“陶公《归来》是南北文章之绝唱。”可见这首辞赞誉颇丰。
这首辞赋作于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这一年，陶渊明看透厌弃了官场生活，正式解印辞官、回归田园，《归去来兮辞》也就成了陶渊明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
（陶渊明像·清·《晚笑堂画传》）
陶渊明作为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这首词更是其心志的寄托，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体现归隐意识的代表之作。这篇辞体抒情诗描述了作者在回乡路上和到家后的情形，陶渊明由此畅想了往后闲适自得的田园生活，也是其由“入世”到“出世”的心态转换之体现，经历了“入世”的洞察体验，对官场仕途、朝政阶层都有了直观的体会，陶渊明也明了了自己内心真正的追求，这其中也有宣扬“人生无常”、“乐安天命”等消极思想之体现。毕竟所有“退而避世”的做法都只是个人在时代大潮之下的被动选择。
不过，与其去违心地迎合官场仕途，倒不如旷达洒脱地游离于纷争之外，自享一方天地，这多多少少也透露着几分豁达与不羁之意。《归去来兮辞》也正表达了作者以上诸多思想感情。细细探究如下：
表达了作者对仕途官场的厌弃之意，这首辞赋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其政治抱负不得志的体现，因而作者也才选择了避世归隐。
当时的魏晋时期，官场极为黑暗腐败，陶渊明自恃清高，不愿与权贵结交、沆瀣一气。后世更是有流传其“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故事。正是十三载的官场生涯，让陶渊明认清了社会现实，陶渊明自知“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而在当时的官场风气下，即使自己满心宏图伟业，终究难有施展之机。要费心费力去立足本与自己内心不相容的仕途，也非陶渊明心之所愿。既然社会现实并不清明，也就失去了热心从政的土壤，再违心立于朝堂上也没有多大意思了。“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正体现了陶渊明悟得内心追求的心境开阔之意。
人终究不能自欺欺人，陶渊明是何等心思开阔之人，古人云“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陶渊明也过了“不惑”的年纪、往“知天命”的年纪靠近，内心自然更深知自己真正的追求与寄托。于是，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言中写道：“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若要丧失自我去求取功名，自然是愧对自己的人格与品性。而作为一个刚正不阿、一身浩然之气的清廉之官，官场百态，于陶渊明也只能是过眼浮云了。
（清·金史·陶渊明画像）
这首辞赋也表达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欣喜之情与向往之心。
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之心，从这首辞赋中可见一斑。“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这四句读来韵律自然、轻松畅快，可见作者内心喜悦，对田园生活内心早已迫不及待，这大概也是放下官场后的如释重负之感，要奔向自由快乐的新生活了，如何叫人不向往。再无束缚自我的官场规则，也不再有强人所难的人情琐事，想想便内心畅快，怡然自得。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这些词句，我们读来便脑海中自成画面了，这也正是作者为他自己描绘的即将展开的美好生活之画卷。作者已经想好了归隐田园的实际的生活景况，而这些画面不知在他脑海中闪现了多少回，近在眼前的理想时日，这也催着作者加快了归隐的脚步，陶渊明的心灵与精神也早已插上了翅膀，飞去了世俗之外的田园自然之中，在那些仕途摸爬的日子里，田园自然恍若梦中生活，如今即将拥抱这梦中景象了，如何叫人不欣喜。
（明·沈周作品）
当然，这首辞赋也表现了作者对现世生活的“看透”之意，一定程度上体现其悟到了“人生无常”、“乐安天命”等消极的思想。
这也是其老来看淡世俗、功名与利禄，追求平淡、自然、天命的哲学意味。全文读下来，读者感受到的以摒弃官场、向往田园与自由生活的心意为主，但也能透过轻松畅快的表意之下，感受到作者略微的心酸无奈与忧愁之意。若是事事顺意，那也不用避入田园。若是官场顺达，自然也不必隐入自然。看似逍遥自在的词句，却并非如字面般恣意旷达。
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哪有一帆风顺的人生呢？经历过不顺、不快，方知内心真正的所思、所想、所追求。我们知道，陶渊明本质上不是一个只喜欢游山玩水而不关心时事的单纯隐士，虽然他说“性本爱丘山”，但他的骨子里是想有益于社会的，不然也不会早年迈入仕途了。
（（传）元人作耕种图）
只是经历过仕途的无奈与不快之后，才更知山水之乐，也沉醉其中。这也让我想起其著名的《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草盛豆苗稀”可见陶渊明这田园生活虽逸趣横生，倒也非专业农人的作为了。毕竟，陶渊明选择归入田园，既是世俗逼迫，倒也是当下不二之选。“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也正是陶渊明看透了世事、捂得了乐安天命的终极意味。
总之，《归去来兮辞》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一种现象，归隐田园的也并非陶渊明一人。然而他的归隐造就了一个文学家，形成了一种文学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光照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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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赏析《归去来兮辞》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写于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归隐之初。文章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序”，主要说明作者出仕彭泽令的经过和辞官的原因；二为“辞”，抒写了作者辞官隐居的志愿和归田园后的感受，是文章的主体部分。
陶渊明由于受儒经的影响，年轻时曾对统治阶级抱有幻想，希望通过出仕的途径，来实现“大济苍生”的宏愿。但作者所处的东晋时代，正是门阀制度的全盛时期，门阀士族垄断了高官要职，庶族寒门出身的人则遭到无理的压抑。作者的曾祖陶侃虽以军功作过晋朝的大司马，但本身并非门阀士族，在当时就已难避讥骂。到了陶渊明时代，家道衰弱，他自然更得不到社会的重视。这时的东晋政治又极端腐败，王公大臣们忙于争权夺利，不断地互相倾轧和残杀。以陶渊明生活的主要时期说，便经历了司马道子、元显的专权，王国宝的乱政，桓玄的夺位，以及刘裕的拥兵自立。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陶渊明29岁出仕，在以后的10多年里，他几次做官，都不过是祭酒、参军一类的小官，不仅济世的抱负无从施展，而且必须降志辱身地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这使他感到十分痛苦和耻辱，因而屡屡辞官归乡。公元405年秋天，由于叔父陶夔的引荐，他被用为彭泽令，在官80余日，逢郡遣督邮至县，属吏告诉他应束带接见，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结束了仕途不定的生活，坚决走上了归隐的道路。《归去来兮辞》就是他结束仕途生活的一纸宣言书。
作为一篇文学作品，这首辞的成就很高，历来为人所称诵，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甚至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可见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这首辞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结为：
一、感情真挚，充满诗意
陶渊明的作品之所以引人入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差不多每一篇都富有真情实感，都是作者的肺腑之言。陶渊明常在不得不形诸笔墨时才欣然命笔，这样写出来的文章自然也就使人感到特别亲切和真实。本篇起头两句：“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以反问语气表明归田之志，好似声呼喊，将久蓄胸中的愁闷夙愿尽情泄出，明畅急迫，款款情深。这种坦诚真挚的情感融会贯通在全篇之中，赤裸裸地奉献出一颗赤子之心。如回顾当初为谋生而出仕，虽情由凿凿，作者却不作任何的辩解和搪塞，只以“心为形役”、“口服自役”而自责，毫不掩饰自己的悲哀痛苦，真切地表达出内心的恻怛和悔恨。在想象归家途中和抵家以后的情状时，作者的感情则更如童稚，天真般地流淌出来：“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次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急切盼归之情，尽在这一“问”、一“恨”之中。及至望见家门，高兴得手舞足蹈、又蹦又跳。无论是“僮仆欢迎，稚子候门”的描述，还是“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感喟，都带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流溢着诗一般的纯情。实际上，作者仲秋去彭泽赴任，入冬辞官，不足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