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范纪曼：潜伏19年，被国民党委以重任，4次被捕全身而

1947年8月1日，一位身穿黑色西服的中年男人，在一众国民党人敬仰的目光中，缓步走进国民政府国防部二厅，成为了该部门驻泸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

在场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这位刚刚被国民党领导人委以重任的人，其实是一位地下党特工，他独自潜伏敌营19年之久，4次被捕也能全身而退，如今已经为组织搜集了无数份关键情报！

那么，这个男人是谁？他是什么时候成为地下党特工的？又是如何取得国民党人信任的呢？

图|范纪曼

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红色特工，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范纪曼。

范纪曼出生于四川梁山县，和周围人不同的是，他的父亲是四川政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在父亲的引导下，范纪曼逐渐成长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少年。

19岁那年，范纪曼辞别父亲，辗转来到武昌，考进了汉阳兵工厂技工学校。

在他就读的那段时间中，北伐军队攻陷了武昌，范纪曼得以亲眼目睹战士们驰骋沙场，消灭反动军阀的高光时刻，看着周遭百姓为革命斗士们欢呼雀跃的模样，一团炽热的火焰在范纪曼心中熊熊燃烧，他暗暗立誓：我也一定要加入革命队伍，为拯救国家付出自己的一份心力！

抱着这样的想法，范纪曼自汉阳兵工厂技工学校退学，不久后考上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与他同期的学员有罗瑞卿、赵一曼等革命斗士，也有廖耀湘、戴笠等国民党将领。

由于自身的优秀，没过多久，范纪曼就得到了引荐，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革命氛围一片祥和，范纪曼和诸多年轻人一样，对祖国的未来，抱有很大的期许，众人都以为，依照目前的形势来看，祖国的未来必定是一片光明，可让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动，彻底打破了这看似顺利的革命进程。

1927年，北伐战役成功后，蒋介石显露出反革命的邪恶面庞——他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数出色的党员同志因此失去生命，一时间，白色恐怖席卷全国，革命运动深陷低谷。

图|蒋介石

在这种状态下，不少爱国斗士陷入茫然，革命前景究竟身在何方？眼见得不到答案，一些意志不坚的人甚至打起了退堂鼓。当然，在这其中，也有同志更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即便前方有再多危险，他们也丝毫不惧！范纪曼就是其中之一。

这年八月，范纪曼接受组织指令，回到自己的老家，悄悄组织地方武装。

为了扩大革命势力，范纪曼带领同志们创建剧社，巧妙利用演戏的方式，将革命思想传播到人民群众当中，没过多久，就有十几位新成员陆续入党。

与此同时，范纪曼还带领农民成立了农协组织，勇敢地反抗梁山地区的地主和乡绅的恶意剥削，争取农民当家作主的民族平权。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做法触及了当地军阀的利益，为了平息这场“动乱”，军阀下令要抓捕范纪曼。

于是，仅仅在家乡斗争了一年之后，范纪曼就不得不逃离故土。

此时党中央本打算让他担任川北地区的军委书记，指导当地的农民起义工作，可惜起义未果，范纪曼再次被军阀通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范纪曼再次来到了重庆，在西南美专学校指挥学生起义，也正是在这段时期，范纪曼结识了自己未来的妻子彭雅萝。

图|范纪曼和彭雅萝合影

特工之路1929年秋，在组织的安排下，范纪曼来到上海担任交通联络员的工作。1930年，由于被叛徒出卖，范纪曼第一次被关入国民党牢狱中。

国民党人对共产党的“歧视”颇深，为了得到有关线索，反动派人员将范纪曼折磨了三个月之久，将他打得皮开肉绽，然而，因为有足够的信念支撑着，范纪曼从未吐露一丝一毫与组织有关的线索。最后，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再加上外界一直没有放弃对他的营救，范纪曼成功离开了牢狱。

出狱之后，范纪曼原以为自己还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然而等他真正出来后，却发现仅仅只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上海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由于种种原因，党组织开始隐于地下——他也因此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络。

当然，范纪曼并未因此放弃自己，他潜入人民群众当中，开始秘密寻找与组织有关的情报。

1932年初，范纪曼来到北平学习，在一次抗日救亡活动中，范纪曼突然注意到班上的女同学薛迅表现得很不一般——她很像共产党！

抱着这样的想法，范纪曼悄悄找她接洽，并主动向她述说自己的往昔经历，希望能通过她和组织重新建立联系。

不久后，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找到他，诚恳地向他表示，由于近些年发生的种种变故，组织暂时无法查到他在上海的一切情况，需要等上海方面的消息。同时，为了不流失范纪曼这个优秀人才，中央指示薛迅领导其参加党小组的一切任务。

在那白色恐怖日益加剧的时期，范纪曼能重新得到组织关怀，并能再次从事革命工作，他的心中感到比以往更充实，也更有坚持革命的动力了。与此同时，由于他总能完美地完成任务，党员同志们都对他十分钦佩，有什么问题，总愿意找他解决。

范纪曼突然接到同乡好友曹策托人传来的消息，来人告诉范纪曼，曹策如今被关在北平某处的监狱中，希望范纪曼能前往营救。

曹策曾担任过天津市委书记，是组织的重要革命干部，拯救他的行动，范纪曼势在必行！

为了营救曹策，范纪曼托了各种关系，最后与黄埔学校的校友陈恭澍（shù）取得了联系。陈恭澍当时在国民政府担任秘密刊物负责人的工作，在北平颇具能量。范纪曼向他提出希望能解救曹策的事情，并告诉他，曹策是自己的“表哥”。

陈恭澍毫不犹豫就答应了这个请求，可范纪曼却迟迟没有接到曹策成功逃脱的消息，逼不得已，范纪曼只得再次找上陈恭澍。

或许是感受到了范纪曼拯救“表哥”的决心，陈恭澍这次没有再忽悠他，而是向他摊牌道：“你的表哥曹某，我确实可以保释，但我负责的杂志还缺少文章，美国公使馆有些外文材料我急等着要用，你知道，我们这些黄埔出来的都是大老粗，不懂外文，听说你懂几国文字，你帮我的忙，去抄录一些然后翻译出来交给我，你的表哥我一定将他保释出来，咱俩一言为定！”

范纪曼当时以为需要翻译的只是一些普通资料，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然而，等他真正接触到这些资料后，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资料竟全是国民党与日本的重要军事以及外交情报！

范纪曼明白此事不容小觑，当即通过薛迅与北平党组织负责人取得了联系，并将自己偷偷抄写的译本交给了他！

在这之后，陈恭澍又从美国使馆拿出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交给范纪曼，他也照例将译本再次复刻一份交给党中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党组织得以对华北日军和国民党华北当局的军事、外交等情况，了如指掌。

由于范纪曼能力出众，陈恭澍也如他所愿，在营救曹策同志的事情上下了功夫，后来，曹策同志被军阀从监狱中放了出来。

令人遗憾的是，曹同志被释放不久后，组织中便再次有人禁不住诱惑，将范纪曼的事情出卖给了陈恭澍。陈恭澍十分生气，怒骂范纪曼吃里扒外，不该给共产党卖力，并将他抓了起来。

这是范纪曼第二次被捕，幸好女友彭雅萝没有放弃他，经过彭雅萝的多方奔走，找到愿意给他求情的黄埔军人王某和杨某，陈恭澍看在同为黄埔校友的情分下，同意网开一面，才让他得以保释出狱。

换做常人，如果经历这么多变动之后，或许就会因此停滞不前，再不敢继续革命，而范纪曼却不会这样。出狱之后，范纪曼依然没有放弃给组织做贡献，他一边努力求学，一边四处寻求机会，或许是上天眷顾，范纪曼很快就找到了这个机会。

1943年春节期间，范纪曼和女友彭雅萝接到四川老乡郑大姐的邀请，一同去她家拜年。

在热心的郑大姐家中，两人结识了身为郑大姐丈夫的刘尊棋，刘尊棋是苏联塔斯社驻北平的记者兼翻译，他们几人一见如故，自那之后，两家人便经常凑在一起交流感情。

一次，身为上海《大晚报》驻北平特派记者的刘逸樵也来到了刘尊棋家中，了解到范纪曼的才学之后，刘逸樵征求他的意见，希望他协助自己将一些日文材料翻译成中文。

范纪曼答应试试看，刘逸樵便将文件给了范纪曼，他立即把全部文件都翻译了出来，并将它们连同自己之前得到的资料一起交给刘逸樵。

刘逸樵之后又将一些关于东北沦陷后日本军政、经济的资料以及中国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抵抗日寇的资料拿来，让范纪曼将其从中文翻译成外文。

有了之前为陈恭澍翻译美国使馆情报的工作经验，范纪曼已经掌握了一些关于情报汇总、编写的本领，因此，在为刘逸樵处理工作时，范纪曼总能做得非常完美。这让刘逸樵感到十分满意，并愿意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他。

在谈话中，刘逸樵告诉范纪曼，自己其实是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的一位情报工作者，由共产国际组织特派，来到中国指挥工作，能够和共产国际驻上海的机关单位直接取得联系。

两人短暂交心之后，为了方便范纪曼在北平社交场合公开活动，刘逸樵还专门为其印了名片，头衔是“美国·檀香山·《自由日报》记者”。

有了刘逸樵的帮助，范纪曼得以更轻松地获取外界情报，他也没有浪费这个优势，每天，范纪曼都会仔细阅读各类文件报刊，并将其中认为有价值的材料剪下来，贴在本子上，以备不时之需。在所有杂志报刊中，他格外注意日本报上的“人物往来”一栏，这一习惯，也让他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

1935年6月下旬，范纪曼从“人物往来”栏目中得知日本军官梅津美治郎突然来到中国，匆忙找到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

图|何应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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