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谁能告诉我中国文字的拼音是怎么发展来的
试答：从“官话”到“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逻辑。
本题“中国文字的拼音是怎么发展来的“是一个极具挑战性也极有价值的命题，其内涵远远超出了“语言文字”本身，题下已有答案值得认真借鉴学习。
本文试从整理清末到新中国“汉语拼音方案”形成的一些史料入手，思考从统一“官话”的努力到“汉语拼音方案”立法的历史逻辑及其包含的深刻意义，就教于方家。
1、中国在19世纪末的“汉语拼音运动”是社会变革宏大主题的组成部分。
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切音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共同目标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顺应历史社会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实现富国强兵、民族振兴，其意义远远超过”文字改革“本身。
由”切音字运动“引发的”国语运动”和“国语标准音“确立”以及其后的”注音字母“的制定直到新中国”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一脉相承，从一开始就从汉民族语言的统一直指中国多民族国家独立统一、复兴这样的宏大历史命题。
正因如此 ，“汉语拼音方案”是对”注音符号方案“、“国语罗马字方案“、“北音拉丁文方案“的继承、发展、创新，在近百年历史中，看似远比社会变革简单容易的“汉字拼音化“方案的种种努力，如果不能顺应“华夏民族共同语”这一宏大主题就注定无法推行。
(《新约全书》，”官话“版，字母注音，约出版于1920年后。）
2、 “汉语拼音运动”的核心诉求是实现“华夏民族共同语”的历史性呈现。
清末民初的”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是可以远溯至明末，众多研究都注意到了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金尼阁、丁韪良等在推进中国汉字注音方面的贡献和努力，但这种努力是局部的和肤浅的；中国对“甲午战争”失败的深刻反思直接触发了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激进程度甚至要求”废除汉字“，这是西方传教士不容易理解的。
知识阶层在推究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原因时，形成了以谭嗣同、钱玄同为代表的观点：“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这是清末“切音字运动”的由来。
清末最后十年中提出各种拼音方案多达几十种。“切音运动第一人”卢戆章的《切音新字序》（1892）的贡献是明确提出了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全国“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这种诉求已远远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而是涉及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要求了。
从内容和措施上看，当时中国的上层社会人士的努力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官话“（指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的统一，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国语“的形成，即面向民众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的普遍推行。
（《葡汉辞典》手稿页，时间约为清末）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竟然大多是为”方言“设计的，比如卢戆章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方案就是想用拉丁化拼音来拼写“闽广方言”的，清政府批驳其“不能通行各省”而弃用。
在卢戆章之后，劳乃宣（同治进士）设计了《简字全谱》方案（汉字笔画式拼音）,这是一个包括南京话（《宁音谱》）、江浙（《吴音谱》）、闽广（《闽广谱》）方言的拼音方案。尽管慈禧在召见劳乃宣后还曾御批要求“学部议奏”，但不仅社会上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连清政府学部的明白人也因其方案“分裂语言,有碍统一”,最终束之高阁，不议不奏。
在深刻认识“拼音”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之后，王照提出的以汉字偏旁拼写《官话合声字母》方案广受欢迎，从京津、奉天到江浙官话字母遍及遍及中国十三个省，原因正在其直指”官话统一“，所谓：”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语言必归划一，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宜取京话“。
张之洞、张百熙（管学大臣）、吴汝伦（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等与王照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也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 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
1911年，清政府“学部”还正式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准备用五年时间，在“宣统八年“（1916年）普及国语。这既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笑话，但也是顺应大势的历史事实，其中并无矛盾。
3、重视北洋政府和民国时期推行”国语“和”国语标准音“的历史贡献。
辛亥革命后，清华政府倒台，中国实际上陷入更大的混乱中。即使如此 ，北洋政府在1912年就着手大力推行”国语“，希望确定”国语标准音“。这种紧迫的努力同样清楚地显示，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是与大中华意义的国家统一紧密联系的课题。
北洋时期，“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把“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空想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方案，甚至连”注音字母“的提法也更名为”注音符号“。自此，”国语“进入师范和小学语文教学，也进入电台广播、电影、话剧等社会生活的新领域，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事实上的”法定地位“。
在整个民国时期几十年，”国语运动“又经历了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的演进，重要的历史贡献在于找到了“中国语言的心”（刘复语）,以《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的发布为标志，以“北京语音系”为全国“标准音”成为共识。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语言改革进展成果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汉语拼音方案时，”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现代汉语的”普通话方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书页图片：民国时期的注音”国语课本“，大约为1930年代出版物）
4、艰苦探索的十年，新中国开国领导人直接推动《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主席立即批准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即“文改会”。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高度认识和直接领导推动“文字改革”的进行。
1952年10月，在“文改会”成立的当年，“拼音方案组”就通过了一个”汉语拼音字母表方案“（声母24个，韵母37个）。1953年初，正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审阅了“拼音方案”，但他认为这套”拼音字母表“主要的缺点还是”笔画太繁“，他甚至表示有些拼音比以前的注音字母更难写，需要进一步研究。
实际上，在1950年到1955年间，“文改会”还曾就“汉语拼音方案”向海内外征集了600多种方案，选择了264种编印成《各地人士寄来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汇编》，作为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要参考资料，现在已经成为珍贵史料。
很多人并不知道，“文改会”在1954年还提出了五个“民族语言拼音方案”的草案，国务院在1957年曾经批复过一份《关于讨论壮文方案和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的报告》，这清楚地表明推动“少数民族文字”的规范和发展实际上与“汉字改革”三大任务是紧密相联的整体。
（《各地人士寄来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汇编》，1957年出版）
1955年10月，“文改会”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解决了《汉语拼音方案》最关键的语音标准问题，同时提出六种“汉语拼音方案”的初稿向全国征求意见。
“文改会”并且极其郑重地提出要用“普通话”代替“国语”这个历史名称，而这一提议决不是无关要紧、可有可无的。
1955年5月6日，刘少奇主席也曾经对“文改会”工作提出过三点很具体的意见，包括“简化字要分期分批进行”（繁体字不要马上废除）、“学校采用普通话教学”（教师要学会普通话，不会讲普通话的，不能当教师）和“汉字拼音方案”（考虑用拼音试译《毛泽东选集》）。
1956年1月，中央召开了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这个具有全局性的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专门对“文字改革”发表了讲话，这也充分反映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层面对“文字改革”所具有的特殊重要地位的重视。
以下摘录毛泽东主席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原文：
“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拉丁字母出在罗马那个地方，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我们用一下，是否就大有卖国嫌疑呢？我看不见得。凡是外国的好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周恩来总理在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中说“中央政治局决定：首先简化汉字，推行书报横排，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公布后用在小学课本上，代替注音字母。”
1956年一二月间“文改会”后，《人民日报》在2月12日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