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在1882年的时候面临着怎样的国际局势
近代，列强入侵东亚，朝鲜自然也受到了列强入侵，以小中华自称的朝鲜，不满洋夷的开国要求，进行了抵制。朝鲜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朝贡国，而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打击后，发起洋务运动，并改变对朝策略，鼓励指导朝鲜开放。朝鲜开国后内外矛盾激化，爆发了“壬午兵变”。本想利用“壬午兵变”攫取更多在朝利益的日本，反而兵变后在朝势力下降；自鸦片战争后国际上低调的清政府却一时间地位大涨。壬午兵变清政府表现出难能的果断，在平定朝鲜叛乱上，展现了大国姿态，是晚清时期为数不多的几次伸张国权、维护中国正当利益的行动。
历史上，中日朝三国皆奉行闭关锁国政策。鸦片战争之后，三国又逐渐开放，但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采取了“交易而失之于鲁国者（俄国），可又以土地而偿之于鲜满”（《吉田松阴全集·第四卷》）的策略。从地缘政治上，北方是列强之一的俄国，打不过；东边是太平洋，再往东是美国，过不去，过去了也打不过；只有西边最容易下手。十九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中国进入了所谓的“同光中兴”的“盛世”，内平反贼，外守和约。此时中国与列强并无太大矛盾，中外进入了携手合作“好时代”。
闵妃
1871年中日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日本本想取得与列强同样的特权，中国坚决拒绝。在李鸿章的坚持下，最终条约以中方的意愿，以平等形式签定。此时李中堂认为，俄国是最大外患，与日结约可把日引为外援。“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但不久即1874年日本侵略了台湾，很显然李中堂想多了，日本并不想中日联合抗欧美，而是要侍列强以攻一弱。同时，中国是朝鲜的上国，通过取得和中国平等的地位，日本就可以凌驾于朝鲜之上。台湾事件发生后，清朝领导层注意到了日本将是中国的心腹大患，恭亲王奕䜣上奏，“窃查日本兵踞台湾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所以希望大力发展海军。
李鸿章
1876年2月，在日本逼迫下，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约》，此条约和《中日修好条规》一道给东亚传统外交体系（藩属外交）严重冲击，朝鲜从中国的属国变成了“独立”国。日本外交任务也由此变为以保护朝鲜独立为名，扶植朝鲜国内亲日势力，排除中国影响，即“去清亲日”。
二、东亚传统外交体系崩溃下，清朝的应对《日朝修好条规》的签订，清政府被迫改变传统对朝政策，光绪五年（1879年6月20日）丁日昌上书“朝鲜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不如统与泰西各国立约，日本有吞噬朝鲜之心，泰西无灭绝人国之例，将来两国启衅，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日本人致无所忌惮”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建议开放朝鲜，让列强制约日本侵朝。清政府将此建议传达给朝鲜，但朝鲜内部对开放仍存犹豫。
闵妃
美国曾希望借助日本在朝鲜的影响强迫朝鲜开国却失败，失败后，美国转而与清朝合作，清政府积极促成朝美建立联系，不仅护送美国使节入朝，还代替朝鲜拟定了条约。这使得日本极其尴尬，不仅是因为日本在国际上丢了面子，更是因中国此举无疑在向列强宣告中国在朝鲜的特殊地位，中国对朝鲜的特殊影响。朝美顺利签约，列强自然蜂拥而至，纷纷以朝美条约为蓝本，签订自己与朝鲜的条约。朝鲜对列强则重申自己与中国的藩属关系，列强表示尊重，都“委派他们的驻北京公使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兼充驻汉城的代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日本也无可奈何，甚至也来求中国帮助日本的入朝货物减税，中国的国际地位因解决朝鲜问题一时水涨船高。
开国后的朝鲜
三、壬午兵变的发生朝鲜开国后，朝鲜国王遣使入清，“令上国及本帮人民于已开口岸互相交易以分外人独占之利，且派使进京师用以通情款而资声势，庶可御外辱而固民志”（《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朝鲜王求大清皇帝，一方面与清朝通商，一方面求清军进入朝鲜驻军保护。负责朝鲜事务的礼部不仅同意通商，甚至更积极“简精兵数千助其戍守要害”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礼部的意思是要维护传统的宗藩体制，彰显中国在朝鲜的特殊地位。军机处对此同意，并决定派总揽朝鲜事务的马建忠和李鸿章商议具体通商细则，可惜，因前一天（1882年7月24日）爆发 “壬午兵变”而搁置。
壬午兵变，发生于壬午年（1882年7月23日），因朝鲜开国后，内外矛盾爆发。朝鲜王朝内部，闵妃一派掌权，希望仿照洋务运动开化朝鲜。闵妃一派决定裁汰旧军，扩充新式军队（别技军）。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左右朝鲜天灾不断，列强又来掠夺，尤其以日本为最。朝鲜旧军不仅被裁还被扣留饷银，新式军队用倭国人当教官，不仅待遇优厚，还没有缺饷，这必然引起旧式军队的不满，终于爆发了壬午兵变，兵变推翻了闵妃集团，拥立守旧派大院君李昰应执政，叛军还杀死了一些日本人。
大院君李昰应
四、清日对兵变的态度壬午兵变给了清政府一个绝好的插足朝鲜的机会，因为过去的对朝关系，是凭借历史上对朝鲜的影响而影响朝鲜决策，换句话说就是吃老底，中国没有展现出上国威望，现在清朝一改应对列强时的谨小慎微，面对朝鲜的兵变十分积极果断。代理的北洋大臣张树声（李中堂暂时不在）：“日本现在派兵前往，其情尚难揣度。朝鲜久隶藩封，论朝廷自小之义，本应派兵前往保护。日本为中国有约之国，既在朝鲜受警亦应一并护持。庶师出有名兼可伐其阴谋”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从道义、现实上都师出有名。所谓“阴谋”就是担心日本建立亲日政府，使朝鲜政局更加混乱。清政府目标明确就是赶在日本派兵入朝前，平定朝鲜叛军，阻止日本扩大在朝影响。8月17日清政府出兵，马建忠、丁汝昌、吴长庆携重兵入朝平定叛乱，并把执政的大院君押回中国。
闵妃重新执政
日本对兵变则出现了不同声音。因为兵变直指日本，参与兵变的人除了军人还有民众，他们不满日本商人的掠夺性贸易，也不满日本人趾高气昂在朝鲜国土上为非作歹，加上历史上日本频频侵朝，新仇旧恨加一起，在朝日本人自然危险。日本国内，军部主张强硬对待，山县有朋、副岛种臣、黑田清隆一旦有冲突（不论中朝）立即开战，外务省井上馨则主张缓和。最后给驻朝鲜公使花房义质的命令是问责朝鲜以外交争取最大权利，对朝勒索巨文岛、松岛。总的来说，此时日本没有像当初江华岛事件时那样无视中国，任意妄为。在可能和中国直接冲突下，即便是山县有朋也不敢真的开战，日本处理此事的基本原则就是看中国态度，在中国允许下获得最大利益。
井上馨
壬午兵变后，清政府重新迎立了闵妃一派，闵妃一派自然对“天朝”感恩戴德，外交事务上更加依靠“天朝”。中国则通过平定兵变在朝地位迅速上升，清政府在处理兵变中果断地不惜使用武力，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天朝”在这一传统势力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洋务官员给老佛爷展现洋务运动的成果，证明朝廷的银子没白花，给世界展现中国力量。“壬午兵变”之后，清政府继续其调整对朝关系的政策，朝鲜感恩戴德的和清政府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其条约明确写上了清政府对朝鲜拥有“宗主权”，这一条约意味着，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的《日朝修好条规》中，强加给朝鲜虚假的“独立之国”地位将一文不值，是给《日朝修好条规》的最大打击，日本在朝影响猛然下降，其表现就是此后中国入朝货物至甲午战前大大超过日本入朝货物。
袁世凯当年是如何把朝鲜弄丢的
历史上朝鲜向来是中国的附属国，就是一旦朝鲜国内朝政动荡，不利于国家统治的时候，中国有权派兵戡乱，唐朝也好，明朝也罢，都要支援朝鲜的传统。朝鲜正是袁世凯的发家之地。袁世凯生于河南项城的一个大户人家，其叔祖袁甲三，官职做到了最高级别的地方大员，当过漕运总督，率军平叛过太平军和捻军。他家里有很多前辈都在朝廷当过大官，他可以说是妥妥的官二代。但他走出了一条跟平常人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截然不同的道路。
袁世凯本人对经史子集很是厌恶，但是喜欢看兵书，很早便投笔从戎，加入了他叔父的拜把兄弟山东总兵吴长庆的队伍。1882年朝鲜国内发生了壬午兵变。清政府急忙拍吴长庆远赴朝鲜平叛，23岁的袁世凯在这一次平乱战争中展露头角。这场兵变是有亲日的大院君集团和亲华的闵妃集团展开的斗争，后者落败之后，向清廷紧急呼救。袁世凯到了朝鲜之后，身先士卒，沉着应战，指挥得当，帮助闵妃稳定了政权。袁世凯在此战中立了首功，也得捞到了足够的政治军事资本，以帮办朝鲜军事事务的名义常驻朝鲜，一待就待了12年。
这次兵变之后，日本人开始享有同清朝一样向朝鲜派兵的权利，朝鲜国内形成了开化党这一极端亲日势力。1884年12月4日，朝鲜又发生了甲申事变，日本支持的开化党人趁中国现有陷入中法战争无暇东顾，大肆的杀戮朝鲜国内亲华政治势力。整个朝鲜皇宫都被日本人控制，袁世凯挺身而出，率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