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和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吗？谁能告诉我中国文字的拼音是怎么发展来

 

本文目录

• 学历和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吗
• 谁能告诉我中国文字的拼音是怎么发展来的
•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是不是相辅相成的
• 太极拳和健身可以相辅相成吗
• “知识”和“见识”有区别吗
• 早教和幼教有什么区别联系
• 伦纳德和乔治是互相耽误还是相辅相成

学历和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吗

谢邀！

学历和能力有关系，但不是绝对的相辅相成，但看在什么领域，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学历，指曾在学校结业或毕业之后得到的一纸文凭，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是指最后也是最高层次的一个学历证书，以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实施学历教育、由国家认可的文凭颁发权力的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所颁发的学历证书为凭证。

学历更多的是指一种认证的“证书”，这个“证书”对于一个人曾经在校学习的一种肯定和证明。这个更多的是对理论知识的学习的认可。

能力 是完成一项目标或者任务所体现出来的综合素质。 人们在完成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能力有所不同。能力是直接影响活动效率，并使活动顺利完成的个性心理特征。

能力则是一种综合素养，一种技能，用于实际活动中的具体表现，更多的是一种行为上的表现。

一、学历是敲门砖

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学历很重要，尤其是有985或者211学校学历的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更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因为这个时候用人单位无法判断一个学生工作所需能力是否良好，只能通过往年的数据以及这个学校的知名度，学历的高低来初步判断这个学校的学生是否是自己所需要的。

同样的学历，不同的学校出来的学生，能力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教学方式、教学环境，教育资源都不一样，所以在工作以后，能力就比学历更重要。

二、能力是晋升技能

当步入职场后，能力就比学历更为重要，因为用人单位招人都是为了更好的完成工作，比如企业：就是以盈利为目的，如果一个人在企业无法创造价值，甚至总是给企业带来不好的影响，或者损失，那么这个人无论是多么高的学历，都将被企业所放弃。

如果在一线城市，学历越高越好，因为跟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比如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很多企业的落户政策，学历越高落户可能就越大，再比如北京的积分政策，博士生的分数就比本科生高22分，这个差距对于普通人来说可以说是望其项背。

现在学历普适性太强，有一个笑话就说：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天上掉下来一个招牌，砸中10个人，其中7个是本科生，2个研究生还有1个是博士生。可见学历对于大家来说已经趋同，学历仍然是毕业生们的敲门砖。但进入职场后，综合能力中的核心竞争力才是大家相互竞争的主要能力。

谁能告诉我中国文字的拼音是怎么发展来的

试答：从“官话”到“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逻辑。

本题“中国文字的拼音是怎么发展来的“是一个极具挑战性也极有价值的命题，其内涵远远超出了“语言文字”本身，题下已有答案值得认真借鉴学习。

本文试从整理清末到新中国“汉语拼音方案”形成的一些史料入手，思考从统一“官话”的努力到“汉语拼音方案”立法的历史逻辑及其包含的深刻意义，就教于方家。

1、中国在19世纪末的“汉语拼音运动”是社会变革宏大主题的组成部分。

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切音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共同目标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顺应历史社会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实现富国强兵、民族振兴，其意义远远超过”文字改革“本身。

由”切音字运动“引发的”国语运动”和“国语标准音“确立”以及其后的”注音字母“的制定直到新中国”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一脉相承，从一开始就从汉民族语言的统一直指中国多民族国家独立统一、复兴这样的宏大历史命题。

正因如此 ，“汉语拼音方案”是对”注音符号方案“、“国语罗马字方案“、“北音拉丁文方案“的继承、发展、创新，在近百年历史中，看似远比社会变革简单容易的“汉字拼音化“方案的种种努力，如果不能顺应“华夏民族共同语”这一宏大主题就注定无法推行。

(《新约全书》，”官话“版，字母注音，约出版于1920年后。）

2、 “汉语拼音运动”的核心诉求是实现“华夏民族共同语”的历史性呈现。

清末民初的”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是可以远溯至明末，众多研究都注意到了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金尼阁、丁韪良等在推进中国汉字注音方面的贡献和努力，但这种努力是局部的和肤浅的；中国对“甲午战争”失败的深刻反思直接触发了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激进程度甚至要求”废除汉字“，这是西方传教士不容易理解的。

知识阶层在推究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原因时，形成了以谭嗣同、钱玄同为代表的观点：“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这是清末“切音字运动”的由来。

清末最后十年中提出各种拼音方案多达几十种。“切音运动第一人”卢戆章的《切音新字序》（1892）的贡献是明确提出了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全国“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这种诉求已远远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而是涉及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要求了。

从内容和措施上看，当时中国的上层社会人士的努力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官话“（指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的统一，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国语“的形成，即面向民众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的普遍推行。

（《葡汉辞典》手稿页，时间约为清末）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竟然大多是为”方言“设计的，比如卢戆章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方案就是想用拉丁化拼音来拼写“闽广方言”的，清政府批驳其“不能通行各省”而弃用。

在卢戆章之后，劳乃宣（同治进士）设计了《简字全谱》方案（汉字笔画式拼音）,这是一个包括南京话（《宁音谱》）、江浙（《吴音谱》）、闽广（《闽广谱》）方言的拼音方案。尽管慈禧在召见劳乃宣后还曾御批要求“学部议奏”，但不仅社会上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连清政府学部的明白人也因其方案“分裂语言,有碍统一”,最终束之高阁，不议不奏。

在深刻认识“拼音”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之后，王照提出的以汉字偏旁拼写《官话合声字母》方案广受欢迎，从京津、奉天到江浙官话字母遍及遍及中国十三个省，原因正在其直指”官话统一“，所谓：”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语言必归划一，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宜取京话“。

张之洞、张百熙（管学大臣）、吴汝伦（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等与王照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也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 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

1911年，清政府“学部”还正式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准备用五年时间，在“宣统八年“（1916年）普及国语。这既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笑话，但也是顺应大势的历史事实，其中并无矛盾。

3、重视北洋政府和民国时期推行”国语“和”国语标准音“的历史贡献。

辛亥革命后，清华政府倒台，中国实际上陷入更大的混乱中。即使如此 ，北洋政府在1912年就着手大力推行”国语“，希望确定”国语标准音“。这种紧迫的努力同样清楚地显示，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是与大中华意义的国家统一紧密联系的课题。

北洋时期，“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把“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空想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方案，甚至连”注音字母“的提法也更名为”注音符号“。自此，”国语“进入师范和小学语文教学，也进入电台广播、电影、话剧等社会生活的新领域，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事实上的”法定地位“。

在整个民国时期几十年，”国语运动“又经历了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的演进，重要的历史贡献在于找到了“中国语言的心”（刘复语）,以《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的发布为标志，以“北京语音系”为全国“标准音”成为共识。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语言改革进展成果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汉语拼音方案时，”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现代汉语的”普通话方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书页图片：民国时期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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