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正是这关系,魏延压根就沒打算造反。诸葛亮死后,当他知道兵权己交给杨仪了,而只安排自己在撤兵中断后时,很不满意。沒办法,费袆就安排姜维断后,把魏延凉起来了。于是魏延就邀约马岱投魏,马岱说,投魏不如造反。魏延信以为真,就跟马岱造反了。没想到马岱是诸葛亮安排在他自边的杀手。
刘伯温能封个伯爵都算朱元璋开恩了,抛开刘伯温之死的阴谋论,朱元璋对刘伯温的封赏算是合情合理,另有照顾的成分。因为封赏的背景是大业初成,国家框架已经建立,朱元璋需要进行统一战线,善治者、善征者才是这个阶段的主角,刘伯温属于善谋者。而且封赏都是有理有据的,功劳的大小、资历的深浅、阵亡将领的子嗣安抚都在考虑范围内。所以刘伯温作为一个元朝旧僚,非淮西嫡系,功大掩盖不了资浅,健存无需安抚,给个伯爵,又任过最高监察长官的实职,“名分”上无可挑剔。
洪武分封的规则定律
“以师直取元顺帝,扩廓帖木儿失势,可不战而降。”——《明太祖实录》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的背景是远征西北,当时北元的扩廓帖木儿率军攻打兰州,朱元璋便问将军们这仗该如何打,众将一致认为直捣黄龙就能解决兰州问题。所以当年正月初三,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邓愈为左副副将军,汤和为右副副将军往征大漠。这场仗打到六月份结束,众将凯旋后才开始的对号封赏。
这次封赏只有公、侯、伯三档,子、男二档不置,一共封了六公、二十八侯、二伯。六公之中除了文臣之首李善长,其余分别是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也就是说远征漠北的几位大将里,汤和未封公爵,常茂受父亲常遇春的恩荫得了开国公爵。常遇春的战功恩荫到子弟不足为奇吧?他于前一年北伐中原时暴毙军中,怎么说也算个“工伤”,既然只封六个公爵,总有一个牺牲品,那就是汤和,前边几个他也挤不掉啊!朱元璋找个理由说他“与朕同里闬,结发相从,屡建功劳,然嗜酒妄杀,不由法度。”所以给了个侯爵之首。
开国二十八侯: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 郭兴、王志、郑遇春、费聚、赵庸、吴良、吴祯、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康铎(康茂才子)、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 臣、梅思祖、陆聚。
两个伯爵是刘伯温与汪广洋,公伯八人其实还体现不出分封法则,二十八候才能体现朱元璋的分封思路。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话说“凡今爵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无私。”那么朱元璋是怎么至公无私的呢?在谈及明朝的开国功臣时,少不了淮西二十四将的概念,即元至正十四年(1354)正月初一,朱元璋离开濠州独自奔赴定远发展时,带走的二十四人。
淮西二十四将: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君用、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郑遇霖、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材、张赫、周德兴
淮西二十四将中,徐达功高封公,其余人等除了阵亡的如花云、耿再成、耿君用等,和一些战功平平的将领外,基本上都拜为侯爵,与开国二十八候重合人数达到了十一位,还有恩荫的子弟封侯者如耿斌文恩荫父亲耿君用。这些重合的人都排在侯爵较前的位置,说明朱元璋分封的时候非常看重跟随他的时间先后,也就是我们说的资历。
洪武三年九月,朱元璋在分封宴上钦定了朝廷“宴飨乐章”,以《起临濠之曲》、《开太平之曲》、《安建业之曲》为首三曲,分别对应了朱元璋起义的不同阶段。对号入座,二十八候的前十四位皆是《起临濠之曲》阶段跟随他的老资历或子弟恩荫。
而在谈及资历这一块,也出现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即巢湖水军的位次偏靠后。按理说,巢湖水军是至正十五年攻克南京的重要力量,从跟随朱元璋的时间,到立下的战功,都不逊色于唐胜宗、陆仲亨等。而在封侯时,仅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四人入列。且在分封的解释上,朱元璋说汤和、赵庸、廖永忠、郭兴本可封公,但都存在劣迹,才止于候。这说明朱元璋心里很清楚,巢湖水军将领赵庸、廖永忠的资历和功劳掩盖不住,存在刻意打压之嫌。
这里汤和、郭兴很有可能是当做打压巢湖将领的工具,朱元璋将发小汤和、妻舅郭兴刻意贬低,然后顺理成章的降低巢湖将领的位次。之所以刻意打压,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巢湖水军当时来投时,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也就是说巢湖水军投靠的过早,朱元璋只是个三当家,人家主要是奔着郭天叙去的。他们与朱元璋的从属关系并不如淮西二十四将。
当时巢湖水军投奔红巾军时算是雪中送炭,其实力雄厚,在天下未定时,于江淮一带的战略作用无人能比。但到大业初成,朱氏政权的战略目标发生偏移,徐达等人领导的野战部队战略地位更加突显。反而是巢湖旧将已经形成小集团式的利益组织,在战略地位下降时,这种小团体更会引起朱元璋的忌惮与打压。
以上就能说明,朱元璋最认可的人,就是在独立发展时期跟随他出生入死,最好是没有任何实力的小白。比如常遇春,以盗匪头子的身份投奔朱元璋,只带去十来个强盗入伙。换个方式理解,就相当于朱氏集团独立上市融资,朱元璋最喜欢小股东融入,因为他们不掌握话语权,而且会为公司发展尽职尽责。大股东的进入,必然带有强大的资金做保证,在企业起步的时候,朱元璋欢迎你,但到了分红阶段,对不起,朱元璋要稀释他们的股权,减少他们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刘伯温的分封合情合理
从上述就已经能够看出,朱元璋对功臣的分封保持了几个原则:首先是资历与功劳并重;其次是现实主义的重武轻文;最后是立场的洁白无瑕。
“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这种评价虽然夸张,但也突出了刘伯温对朱元璋政权的贡献。尤其是他的“时务十八策”,为朱元璋规划了各个击破的争霸战略,对朱氏集团战胜陈友谅、张士诚等势力奠定了战略基础,被朱元璋称为“吾之子房”。
与功劳相比较,刘伯温吃亏在资历上,他是于至正十九年(1359年),才被朱元璋礼聘而至的。这个时期的朱元璋早已占领了南京,且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宴飨乐章”首三曲刘伯温是一曲都未赶上。如果放在今天,可以说公候爵位都是跟着朱元璋白手起家的创业团队,刘伯温算是帮助朱氏集团公司做大做强的职业经理人。朱元璋能给刘伯温一个伯爵,算是上市成功后的特别感谢了,那些公候才是原始股份的持有者。
刘伯温的才能在于谋,这与李善长不同,朱元璋将李善长称为“吾之萧何”,在天下初定的时候,善治之臣当然是帝国最需要的人才。而善谋之臣的作用就相对下降,所以朱元璋称帝之初,以刘伯温为御史中丞,这是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前身,掌监察一职。也就是说朱元璋有意识的让刘伯温干得罪人的事儿,因为他善于谋划,鬼点子多,又恰好不属淮西派,对于制衡官僚队伍具有现实意义。同时期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这是最高行政长官,朱元璋可以依靠他进行建国初期的行政机构搭建,由军事形型权向治理型政权转化。
正因为朱元璋需要这样的政权转型,所以洪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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