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末，因为“效益不好”，张幼珠离开工作了多年的纺织厂，进入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凉东小区做居委会干部，开始频频与老人打交道。在居委会一直干到退休，她感到自己精力充足，又继续留在街道做老年服务志愿者。2019年，她作为第一批服务者，加入了街道的“时间银行”。在这里，她见证到章亚玲一天天衰老。
3月1日，张幼珠（右）与章亚玲在屋内攀谈。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文丨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编辑丨胡杰
校对丨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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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上午10点钟，上海虹口区凉东小区内，68岁的张幼珠登门拜访77岁的章亚玲。
出电梯，走过堆放泡沫纸箱、塑料瓶和各式小推车的回廊，玄关留了一道门缝。推门进去，身形佝偻的章亚玲已扶着门框等候。
她穿着羽绒背心，一顶针织帽盖住毛刺刺的短发，身后靠墙倚着一只带锈斑的氧气瓶。因为有严重的肺病，她难以久站，也走不动路，“脚里打飘，人总要向前冲倒。”
张幼珠放下一袋上海青，嘱咐说，“青菜要吃，有叶绿素，通大便的。”章亚玲答应着，被她搀进房内，坐下攀谈起来。
章亚玲独居已有六年了。她与张幼珠在同一个小区做了二十余年的邻居，从2019年起，也成了上海市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时间银行”中的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在“时间银行”中，高龄老人可以请住在附近的、较低龄的老人为他们陪诊、购物、聊天，或是解决其他的日常生活需求。相应的，低龄老人通过服务积累“时间币”，并可凭此换取一定奖励。
2019年6月，上海虹口区“时间银行”小程序上线，包括凉城新村街道在内的两个街道、一个养老院开始“时间银行”的试点工作。随后几年，南京、北京等全国多个城市也开始试行“时间银行”。据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的调查，全国范围内目前有百余家“时间银行”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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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孤老是现在的大趋势。”凉城新村街道工作人员刘青说，街道有60岁以上居民33000名，占总人口的44%，其中还包括孤老、失独老人、独居失能老人等1000多名，“像‘时间银行’这样的‘老老互助’是顺应当下的一个机制。”
“老朋友”
张幼珠戴一副眼镜，个头不高，行事麻利。
上世纪90年代末，因为“效益不好”，张幼珠离开工作了多年的纺织厂，进入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凉东小区做居委会干部，开始频频与老人打交道。在居委会一直干到退休，她感到自己精力充足，又继续留在街道做老年服务志愿者。2019年，她作为第一批服务者，加入了街道的“时间银行”。
在这里，她见证到章亚玲一天天衰老。
张幼珠说，章亚玲的老伴去世多年，唯一的女儿定居国外，她已独居六年。章亚玲是个外向型的老太太，过去乐于参加社区活动，常常下楼到小花园里和其他老人交流。这两年，她的肺病越来越严重，甚至有过“呼吸停止6分钟”的危急经历。她的行动越来越不便，成天待在家里，“很憋的”。
服务次数多了，张幼珠成了章亚玲为数不多的“老朋友”。
两人平日保持着电话联系。章亚玲缺了小菜、少了药，都找张幼珠帮着购买或开取;一年一次的拍CT也是张幼珠陪着她去;天气暖和的时候，张幼珠还会帮她洗头——要不她只能推着助行车，颤巍巍地去附近的理发店，花几十元请人洗头，或是在家里，扶着扶手，坐在逼仄的水盆里，小心翼翼地自己清洗，随时要留心摔倒。
2019年6月，凉城新村街道作为首批试点单位，开始施行“时间银行”项目：街道中的低龄老人服务高龄或失能老人，在服务的过程中积累相应的“时间币”。而后，低龄老人们可用“时间币”换取一定奖励。
每为章亚玲服务一次，张幼珠可以获得一枚“时间币”，记录在“虹口养老时间行”小程序中。
街道工作人员刘青说，“时间银行”中，最热门的服务项目是买菜、看病、配药和过生日。对低龄和高龄则并无严格划分，“有的人六十几岁就只能躺床上了，有的人到了七八十岁还壮得像头牛。”但总体来说，是七十岁以下的老人服务七十岁以上的老人。
刘青介绍，张幼珠和章亚玲只是街道“老老互助”的缩影——“虹口区在上海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区，凉城新村在虹口区老年人口又是排在前列的。”街道登记在册的“时间银行”服务者有140多人，持续服务高龄或失能老人一千余名。
许多困境在这所“银行”里被纾解。一位七十多岁的孤老阿公，肺癌晚期，身体恶化，困在家里将近一周没有吃饭。街道接到求助电话，委派“时间银行”的服务者上门找到他，叫了救护车一道送到医院去。
一位八十多岁的独居老太太，突然中风摔倒，“时间银行”的服务者照料她入院。她不能说话，就打手势告诉服务者自己的银行卡密码，让服务者买尿不湿、缴住院费。
还有位九十多岁的独居老太太，常常忘记怎么吃药，也要打电话给服务者，服务者会上门将用药说明书念给她听。有一次，她出门忘带钥匙，回不去家里，也是服务者替她叫来开锁师傅。事后，她把新配的钥匙分了一把给服务者，还赠送了一张自己的相片。
从零开始的试点
2019年3月，民政部宣布将“时间银行”纳入居家社区的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范围。同年6月，包括凉城新村在内的虹口区的两个街道和一个养老院正式试点“时间银行”。有关文件说明：“政府通过制度设计，鼓励和支持低龄老年人为高龄老年人提供非专业性的养老服务，按照一定的规则记录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时间，储入其‘时间银行’个人账户，以便将来兑换相同时长的服务。”
刚开始，刘青和同事们觉得“无从抓起”，此前他们从未听说过“时间银行”。
街道找来第三方技术公司，共同设计出“虹口养老时间行”小程序。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分别注册、认证后，“可以像点外卖一样”，在小程序上发布需求、承接订单。
小程序刚上线时，街道和第三方公司组织了几次培训，现场指导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如何注册、认证、发单、接单。
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可以在“虹口养老时间行”小程序上发布需求、承接订单。网络截图
“尤其是高龄老人，能自己完成注册，弄明白小程序的使用方式的，不到十分之一。”第三方公司的技术人员葛俊杰说。还有的老人没有智能手机，有的购买了手机，但除了接打电话，很少干别的，怕费电、掉话费。
于是，小程序留了一道“后门”，可以让街道批量导入认证服务者与被服务者;高龄老人们有了配药、买菜、看医生等需求，直接打电话给居委会，由居委会代发需求至小程序;或是直接联系街道里熟悉的服务者，在服务完成后，再由街道录入小程序。
这之后的任务是确定时间币的兑换机制，“现在的低龄服务者就六十多岁，可能要等十几二十年才需要兑换他人为自己服务——时间太长，未知数太多。”刘青说，他们最终决定施行立竿见影的奖励措施，比如每3枚时间币可以免费制作一次西点，每5枚时间币可以免费观看一次红色电影，每20枚时间币可免费兑换一把雨伞或是免费收听一场老年健康讲座……“时间币”的获取则简化计量，不论服务的难度高低，每服务一小时给予一枚“时间币”。
刘青举例，街道与附近的电影院协调后，电影院以低价出让电影票给街道，街道再将其免费赠予用“时间币”兑换的服务者，“平时动辄一百元左右的票，老人自己是不舍得去看的。前阵子，很多老人就兑换了免费观看春节档几部电影的机会。”相关的开支由街道财政支付。
在用户招募上，刘青想到，社区本就有三个为老服务的社会组织，分别针对孤老、优抚老人和失独老人，提供陪聊、陪诊、陪过生日、上门慰问等服务。他找来了三个社会组织的一百多名志愿者，“我说你们的志愿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做，但是从今天开始，每做一次，都要被记录到系统里来。”
据葛俊杰统计的后台数据，凉城新村街道至今积累时间币近800枚。
刘青说，这远低于实际的服务数据，“很多时候，老人们私底下联系服务者，服务者私底下为老人服务，并不会次次都向街道报备。有很大一部分服务，是没有被记录进去的。”
“公益”还是“市场”
1997年，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博士生的陈功在写作养老方式相关的博士论文时，第一次接触到“时间银行”。
他总结，“时间银行”的雏形还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1973年，日本的水岛照子组织成立志愿义工网络，组织家庭妇女等为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务。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埃德加·卡恩正式提出“时间银行”的概念，提议用虚拟货币“时间美元”计量，“以劳动为计量标准，将人们每次参与志愿活动的服务时间存于个人的时间银行账户，等自己需要服务时再从时间银行中支取，接受他人提供的志愿服务。”
后续的研究中，陈功发现上海市虹口区提篮桥街道在1998年左右开始试行“时间银行”模式，用纸质“存折”记录时间币。
陈功记得，当时提篮桥街道的街道主任是“一位非常热心肠的妇女”，她在居民间的声望很高，组织起街道互助，大家也都愿意参与，“那是个‘能人’的模式，并不是一个制度或体系性的东西。”2003年后，街道班子换届，这套模式就逐渐消解了。
在提篮桥街道的尝试之后，山西、北京、广州等多省市，陆续出现过与“时间银行”相类似的社区互助机制。它们有时冠以别名，如“道德银行”“爱心银行”“公益银行”等，且往往规模很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