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尚书》里讲了哪些内容为什么感觉现在不怎么教了
- 《尚书》中所载的事关夏代及夏代之前的历史文献到底是不是当时人所写你怎么看
- 今存《尚书》是不是伪书
- 尚书的作者是谁
- 相传《尚书》是由荀子编撰而成，是这样吗说说你对《尚书》的了解
《尚书》里讲了哪些内容为什么感觉现在不怎么教了
首先，《尚书》是比较久远以前的书，当代人不熟悉了，而且，读起来也没有那么容易懂。所以，阅读《尚书》的人也比较少，但《尚书》并非没有教，在大学的历史课程方面，在政治史课程方面，以及古代汉语方面，还是会将《尚书》的内容教给学生的。
其次，《尚书》就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记录了中国早期各王朝统治阶层的谈话、指令，以及施政理念和施政行动。应该说，它是中国早期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典籍。据传说，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尚书》共有上千篇的古文献。不过，孔子整理它时挑选了一百篇，时间是从尧舜始至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这就成了百篇《尚书》。孔子编成《尚书》之后，是以之作为教本来教育学生的。
与孔子编的不一样，古本《书》所记内容乃从“五帝”至西周时期，比如，有《商书》中的《汤誓》《盘庚》。《汤誓》是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在征讨夏桀之前发布的讨伐檄文；《盘庚》关于商王盘庚在迁都殷前后对王公、大臣和民众谈话的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成汤、盘庚的战争宣言和施政策略如此之早的政治文献保存下来了，这说明，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理论起源很早。中国不仅是文明古国，而是文化思想理论发展得很早的国家。
再次，《书》被称为《尚书》是从汉代开始的，有三种可能的原因：一是《书》所记载的是上古时期的政治历史内容，所以加上“尚”；二是因为《书》作为远古时期的重要文献，为人们所尊崇，所以才加上“尚”；三是因为《书》是主要记载着古代君王的言论和施政策略，所以才加上“尚”。
还有，秦朝焚书时，学者叫伏生冒险将《书》藏在墙壁里，他至汉代才将其取出，他找到的《书》仅有二十九篇，并在齐鲁之间传播《书》，汉文帝时，晁错去找伏生，询问关于《书》的学问，伏生已经九十多岁，讲《书》讲得别人 不易懂，由他的女儿羲娥转述，晁错只得二十八篇《书》的原文，文帝对《书》，汉代称《书》为《尚书》。
伏生讲《书》
另外，《书》有今、古文之分。因为晁错得到的《书》是用西汉时的隶书抄写的，对于西汉学者来说，是“今”时抄写的，因而后来就称其为《今文尚书》。汉武帝晚期，汉景帝的儿子、鲁恭王刘余在拆了孔子家族的宅院时，在墙壁里另一部分《书》，而此《书》是用秦之前的古文字书写的，与西汉时用隶书抄写的不一样，在汉代很难读通其中文字，因而被称为《古文尚书》。
因而，从汉武帝晚期开始，一直至东汉时期，便发生了关于《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长期论争，即《尚书》的“今古文之争”。
需要了解的是：《尚书》是早期高层统治者的言行和治政理念由史官所作记录下来的，孔子虽然对这部文献整理修改过，但该书并非儒家一家的文献。不过，由于历代王朝统治者从官方给予肯定和支持，《尚书》似乎成了儒家关于仁政德治的权威著作，这使得《尚书》对于中国自汉武帝之后的王朝政治史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
最后，从《尚书》所记载历史时期的内容来看，它涉及虞、夏、商、周四个朝代。而编者将所历史文献以朝代来命名，涉及虞这一朝代的，称为“虞书”；涉及夏朝的称为“夏书”；涉及商朝的称为“商书”；涉及周朝的称为“周书”。“虞书”有五篇，“夏书”有四篇，“商书”有十七篇，而“周书”有三十二篇。
建议有兴趣《尚书》的年轻读者，留意《尚书》中所阐述的治国策略。比如关于“洪范九畴”的论述。这说的其实是治国的九项大法，“洪”指的是“大”，而“范”指的是“法”，“九畴”就是九项，联起来理解，是九项治国大法。箕子告诉武王，尧舜时期，洪水滔天，鲧被君王派去负责治水，但是，鲧却循天道，不遵天规，不按照水的规律去治理，对水道胡乱堵塞，因而违背了天意，引起上天的震怒，因而，上天不赐予治理的九项大法，而到了禹负责治水时，受洛书启示，循天道，遵天规，得治水大法，所以治水成功了，此后，禹便将九项大法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法则。
这些大法如顺用“五行”、“敬用五事”、“农用八政”、“协用五纪”、“建用皇极”、“义用三德”、“明用稽疑”、“念用庶徵”、“飨用五福，威用六极”等，这些大法看起来很深奥、很神秘，其实，她们都是关于君王治理天下必须遵循的法则和需要注意的言行，这是较早的关于治政谋略的较为详细的阐述，当时的政治家们很重视将治国理政、驾臣安民与天道联系起来考虑，这或许就是“天人合一”的一种表现。
若真对《尚书》有兴趣，其实，不一定有教才能学，自己也可以借助资料，借助别人的翻译，借助线上的或纸质的工具书来阅读，当你读进去了，深奥也就变成了一种魅力，吸引你去探索、研究，那时，阅读便是乐在其中。
《尚书》中所载的事关夏代及夏代之前的历史文献到底是不是当时人所写你怎么看
感谢邀请。
《尚书》，最早称为《书》，与《诗》并列，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受重视的古文献。
被称为《尚书》，是汉代才有的事，大约于刘歆、孔安国、王充、孔颖达等人有关。
如果按照《今文尚书》的二十八篇说，《书》中所收夏及夏之前的文献，计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四篇。
这四篇中，除《甘誓》外，其余三篇，当为西周成书或经过春秋战国时的儒家编纂而成后，收入《书》中的。
一
《尧典》，为秦博士伏生传授的《今文尚书》第一篇。此为先秦文献不假。各种先秦古籍引其文至少十四次。
至汉代，多以《尧典》为夏代史臣所作。唯东汉王充说“问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谁也？‘孔子也’。然则孔子鸿笔之人也。”
王充说，孔子是《尧典》的作者。
宋代程颐开始，以后，林之奇、薛季宣、蔡沈等，考证后皆以为《尧典》，此为“史氏记前世之事”。
元、明及至清代顾炎武，曾认为《尧典》虽未必属于虞朝之书，但可能出于夏代史官之手。
但在清学者刘逢禄、魏源、王先谦看来，夏代有无文字尚不可知，写出如此长篇大论的《尧典》既无可能，因此认为，此乃“周史臣之词”。
近代以来，王国维、梁启超、钱玄同、顾颉刚、陈梦家等学者均认为《尧典》成篇于周代，分歧只在于周初或晚周。
著名学者刘起釪、天文学家刘朝阳、气象学家竺可桢、英国学者李约瑟、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等人，以《尧典》中的天文气象资料，以及文中包含的儒家思想等，明确认为，此篇当作于孔子生年前后。
二
《皋陶谟》，为西汉伏生《今文尚书》的第二篇。《史记》录此全篇并前加数语曰：“帝舜朝，禹、伯夷（益）、皋陶相语帝前，皋陶述其谋曰。”
司马迁所看到的材料，一定是说《皋陶谟》是皋陶和禹，在帝舜朝廷上的问答。
《皋陶谟》的文句，见于先秦文献引用，未提篇名。就其连词、助词等使用词类，及文字风格，此篇应初作于春秋早期。
因为，其“越”、“矧”、“肆”、“今”等连词，后世基本不用；“俞”、“都”、“於”等语气词、感叹词等的用法，都早于《论语》、《孟子》。
行文上，《皋陶谟》古朴，《论语》等流畅。另外，如“巧言令色”等词汇，是孔子、孟子从《皋陶谟》里学来的。
然而，《皋陶谟》又经过了儒家的整理，定稿于《尧典》前后，亦即与孔子同时。
篇中“安民则惠”、“宽柔恭直”等，姐明显为孔子思想。
三
《禹贡》，是伏生《今文尚书》中的第三篇。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在《禹贡制作时代考》中，称其为“雄篇大作”。当为中国最早一篇系统全面记载中国古代地理的专著。其所依据的资料，不晚于春秋中期，因为对随后发生的黄河大改道并未提及。
但此篇写就也不会太早，原因是，《禹贡》所描绘的“九州”概念及范围，按照学者邵望平的考证，是从公元前3000年龙山时期黄河长江流域人文地理区系，经历三代后形成的。
《四库总目》中说：“《尚书》一经，汉以来所聚讼者，莫过《洪范》之五行
